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进入风险全球化阶段，随着世界各国金融和贸易的相互关联程度在不断加深，风险关联程度在不断加深。在风险全球化的过程中，任何风险冲击都会产生相比于以往更大的风险溢出效应。风险随着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资产负债表传导，蔓延到众多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资源配置、财富分配越来越受到金融风险全球化的影响，全球风险分配实质上已在隐性地支配全球财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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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实质上是通过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契约传导的，股权、债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契约更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高速公路。基于“风险人”假设，任何主体都不由自主地把本应承担的风险外部化。掌握契约规则解释权的一方更有能力将其自身本应承担的风险外部化，将风险转移给相关方。这是造成全球经济不平等风险累积的根源所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金融强国掌握全球风险分配话语权，更有能力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风险转移给他国，加剧全球的不平等。金融强国通过主导制定全球金融制度，如信用评价、资产估值、风险监管以及数字金融、数字货币等等，在风险分配过程中分配全球财富。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和财富处于全球风险分配主导国的估值体系之下，全球风险分配主导国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来控制全球财富，转嫁风险并分配财富。全球风险分配主导国利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高端优势和金融强国地位，掌握风险分配的主动权，实现本国在生产、贸易、投资中的风险最小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分配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资产、负债的估值受美元政策的影响很大，其资产贬值、债务上升，甚至就在全球风险分配主导国的一念之间。全球风险分配主导国近年来快速加息的举动，引发不少南方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全球风险分配的契约规则被发达国家掌握，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融资中却不得不承担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实质上处在全球风险分配中的弱势地位，这在现行由美元、欧元主导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框架下是无法改变的。这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财富的创造国与财富的享用国是不对称的，前者并未享用其创造的全部财富，而后者却享用了超过其自身创造的财富。
美元是美国发行的主权信用货币，也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债是美国依托国家信用发行的政府债券，也是全球资产定价之锚，可以影响全球其他资产的价格。依托美元、美债在全球金融经济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对美元、美债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状况和债务风险，从而使得美国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由美债主导的主权债务风险之中，实施风险的全球分配。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凭借美元核心地位构建起的“美元—美债”循环体系，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权，并主导全球风险的再分配。美国可以不受他国和国际机制的制衡与约束而自主发行美元和美债，从而在风险分配中实现利益的内部化、本国化和风险的外部化、全球化。尤其是近期，“稳定币”让“美元—美债”循环体系在全球数字领域占领先机，其对未来全球风险分配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多次引发美债收益率波动加大，加剧全球债务风险。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基准的美债收益率波动加大，将加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债务风险。因为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利率，其上升会引发主权债务利率上升，进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增加、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世界银行发布的《国际债务报告(2023)》显示，利率水平上升，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脆弱性进一步加剧。2019年—2022年，有10个国家发生了18起主权债务违约事件，这一数字超过了以往20年的总和，约60%的低收入国家面临极高的债务风险或已经陷入债务困境。这间接给中国造成了隐性的债权损失，并使作为世界主要债权国的中国在与债务国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实则意味着美国的风险间接地由中国承担了一部分，而这种迂回的风险分配将会越来越多。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估值的稳定相比于币值的稳定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事关企业、居民和政府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事关社会财富存量的状态——升值还是贬值。由此而言，防范风险对资产负债表的冲击，已成为财政与金融的共同任务，维护估值的稳定也已成为财政与金融共同的政策目标，是协同财政金融政策的新的逻辑起点。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资产估值危机。在现代风险社会，资产负债表的作用及权重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重要性还在于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从过去的财务概念转变成为一个金融概念。资产负债表金融化之后，对经济的敏感性大大增强，呈现出非常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当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些风险因素扰动时，受到影响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急剧收缩，同时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连串企业甚至行业资产负债表收缩，引发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和风险，同时也影响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是相互关联的，通过这种关联，风险会相互传递。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资产负债表的恶化趋向，特别是头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怎样及时处置，如何及时遏制市场风险外部化、公共化，以避免经济风险社会化、政治化，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一个关键步骤。
资产估值的急剧波动，是现代经济金融危机的主要推手。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各行各业资产负债表的金融属性增强，资产与负债互为镜像，债务链条越来越长，串联的行业、部门、企业越来越多，相互之间的风险传递速度越来越快。一个企业债务违约，可引发一个区域或行业的恐慌。风险事件一旦发生，资产估值下跌、信用等级下调、信贷收紧等一系列操作就会随之而来，流动性紧张、杠杆率上升、破产倒闭等一系列风险就会蔓延。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资产估值。而估值波动所引发的风险比币值波动所引发的风险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不言而喻，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及其协同，就是要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快速修复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以稳定资产估值，避免风险无序蔓延。发达国家财政与金融协同的实践，实质上都转到以稳定资产估值为中心，稳定币值、抑制通胀也是为稳定资产估值服务的。
过去对财政与货币的关系及财政与央行的关系的认识，大多基于一种确定性的“剧本思维”，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容易形成僵化的界域划分，强调各守一摊，这样就可能产生“合成谬误”。从典型国家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决策过程看，并不是在各自政策制定后以“告知”的形式通知另一部门，或是两个部门间需要对方配合时才提出相应的工作协同要求，而是建立了实体化或常态化的平台来连接和协调两部门。在决策层面，当两部门出现意见分歧时，国外往往由财政部门最终裁决并形成一致方案。在操作层面，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机构和人员与财政部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了业务上的日常性沟通，以保证财政和金融政策在执行的层面也能达成高度的协同。对我国来说，可考虑构建独立的国债管理机构，设立国债平准基金，大幅提升国债在央行货币政策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国债平准基金可充当国债市场的“兜底”交易商和做市商角色，全方位提升国债的安全性和便利度，做大做强国债市场，为不断完善及健全现代金融政策体系和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必要的条件与基础。此外，在数字货币的创新和国际竞争中，财政与货币管理部门应在政策制定、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监管协调等层面加强协同，提升中国数字货币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风险全球化，资产估值的稳定事关金融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为了全面应对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财政金融、财政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体化，否则，将无法科学、稳妥地应对风险宏观化、公共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国际实践已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实践创新已经走在理论创新的前面，是该考虑放弃老一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