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30年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来源于几个方面:从建立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看,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为其生活保障奠定基础,提倡劳动者的普遍参与,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提供保障服务;从建立的阶段和过程看,中国是在现代经济增长早期就建立了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先实现工业革命、在正式部门就业为主时再建立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出发点是启动现代化建设,让社会保障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事后弥补资本扩张对社会的破坏;从制度的设计来看,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保障是同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融为一体的,而不是建立相对独立于经济政策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设计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制度优势,采取符合国情和发展水平的技术路线和管理手段。
在旧中国,“东亚病夫”不仅指体质低下,也是民族精神麻木愚昧、社会溃败、治理无力、缺乏信仰的体现。新中国没有走多数国家先解决经济问题、再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而是把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事业作为改造国民性、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途径,让社会建设同步甚至先于经济建设,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让全体国民拥有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从结果来看,这种政策使得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1960年中国的预期寿命相当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而1981年就远远超越了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表明1960-1981年期间人类发展领先于经济增长。
(二)将社会保障功能嵌入基本制度,着重从源头上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
新中国前30年,社会保障的重点不是事后的拾遗补缺,而是从源头上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这也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的。在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具备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主要关注少数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大部分国民处在基本生活温饱的边缘,农村也没有条件建设发达国家那样依靠正式税收体系的成本较高的社会保障,因此社会保障着眼于从制度上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从这种逻辑出发,新中国树立公平优先的执政理念,通过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资源配置上向普通劳动者倾斜,企事业单位和农村集体组织,不仅是经济部门,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部门。相比之下,旧中国政府虽然也建立了赈谷、赈银、以工代赈、施粥、居养、减免税赋等赈灾救济活动,但是由于没有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这些措施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强调,如果农村的集体经济动摇了,农村“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贫苦农民破产[17]”,这里体现的就是通过解决所有制这个根本的问题,从源头上避免两极分化和破产。
从筹资上看,由于当时在总体上实施的“高积累、低收入”的分配方式,所以社会保障基本不依靠个人缴费,而是由国家和集体从财政、国有企业成本、人民公社公积金和公益金中直接列支,受益不取决于个人的缴费,而是普惠地享有待遇。从服务提供上看,由于社会保障所依托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机构也是公益性的,主要由公共拨款支持运行,自身缺乏逐利性,因此能够按照社会需要提供服务,避免服务机构的商业化导致的社会保障成本压力。药品等有关的产品的价格也由政府制定,坚持“药价从低,微利经营”的原则。
(四)社会保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依托正式财政与集体、社区等多层次组织互助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规部门就业人数不占主体,并没有条件建设发达国家那样依靠正式税收体系的成本较高的社会保障。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中国严密高效的组织能力,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弥补了经济资源的不足。大部分社会保障制度依托基层组织,通过集体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助来提供保障,而不是依靠成本较高的税收体系和专业化服务体系(如商业保险等)。这种人际互助模式,实际上比单纯依靠专业人员的服务模式更加节省成本,也更有利于因地制宜,增进社会团结,以满足人本身的发展需要。
服从于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格局,这一时期社会保障在保障待遇上,优先公平的保障最基本的需要,限制多样化的需要。城市的劳动保险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根据年龄、家庭人口等指标和实际需要分配保障资源,限制奢侈性、多元化的消费。在生产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方面,大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如赤脚医生、民办教师,而不是主导西方社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基于中国的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提亚森指出,医疗、教育等是劳动密集型程度极高的社会服务,在穷国中其相对价格和成本也比较低。与富国相比,穷国只需要较少的钱就可以提供富国要花多得多的钱才能提供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