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公共领域改革。中央将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改革方向明确定义为公益化,而不是市场化,这非常重要。国务院领导说过,要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如果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就失去起码的公平和正义。
习同志说过,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加大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投入,让贫困人口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他又说,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让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
我们的医疗改革经历了一次反复。前一轮改革基本上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后来出现许多问题,现在调整了方向,明确了医疗的公益性质。
所谓医疗改革的市场导向,放任下去会出现糟糕的后果。基本医疗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中国的医疗系统常被诟病,这是改革方向的偏差所致。中国古代过年时,药店老板贴对联总要说: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间人无恙,讲的就是医者仁心。现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重新得到了确认,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习同志说,要高度重视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要努力推动实行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调节收入分配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保障生活底线(脱贫),二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低),三是扩大中等收入(扩中),四是抑制过高收入(抑高),五是取缔非法收入。其中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
关于中等收入的概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曾经提出: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收入保持在全社会中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宽裕的群体。这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管理者、科技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员,及公务员、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都是这个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有能力从事专业化技能较强的复杂劳动,以劳动收入为主,也有一部分财产性收入。
为什么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的认同感较强,比较理性务实,一般不希望看到既定社会秩序受到破坏,能产生稳定社会的作用。
改革的目标不是均贫,而是共富。现在有些媒体在讨论分配改革时,经常拿公务员待遇说事,质问为什么要那么多公务员,主张把他们的铁饭碗都砸掉,好像让公务员跟农民工拉齐才高兴。这个倾向是不对的。改革不是要剥夺中产者的福利,把他们拉到农民工的水平,而是要把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中产者,要追求共富。不能一说“并轨”都要向低处看齐。
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它对社会公平有很大的意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儿?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要求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运作有序保证。政府的目标主要是增进全社会福利。所以我们提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点是,政府不直接抓GDP增长,而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中,应重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公共服务中,应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改革的方向。
如果政府职能的重点得到转变,GDP不再是优先关切的话,资本自然就不再享有特权。习同志说,企业家和政府之间要建立“清”、“亲”的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权利和资本相互利益输送的管道机会大大减少,腐败的机会也会就大大减少,这样就极大促进了社会公平。
腐败和非法暴富现象,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意见最大、对社会公平危害最大的事情。如果政商关系能够正常化,通过政府职能改革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
习同志在2014年2月17日有一个讲话,提到改革必然触及利益,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破利益的束缚是非常困难的。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两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
第一,从严治党。习一再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业之外,都不能谋取任何私利和特权。在行动上,大力整顿党风,惩治腐败。
第二,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建立广泛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在思想认识不统一的时候,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聚焦点。
第三,改革决策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让改革最大程度地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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