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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失控 特朗普最怕的真相藏不住了
发布时间:2026-06-30
 [编者按] 近期美伊谈判反反复复,由于以色列借机空袭黎巴嫩、制造紧张局势,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伊朗第一次因以色列袭击第三方而非自身目标对以色列率先攻击,以色列誓力强力报复,特朗普劝伊朗“重回谈判达成协议”、让以色列“不要反击”。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美国在中东越来越难以扮演主导角色;真相在于,美国霸权疲态不止在中东,也正在全球南方提升战略自主性的过程中逐渐暴露。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编者按] 近期美伊谈判反反复复,由于以色列借机空袭黎巴嫩、制造紧张局势,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伊朗第一次因以色列袭击第三方而非自身目标对以色列率先攻击,以色列誓力强力报复,特朗普劝伊朗“重回谈判达成协议”、让以色列“不要反击”。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美国在中东越来越难以扮演主导角色;真相在于,美国霸权疲态不止在中东,也正在全球南方提升战略自主性的过程中逐渐暴露。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从这一背景出发,讨论“全球南方”崛起如何改写国际秩序。文章指出,全球南方并不是统一阵营,也不是简单的反美同盟,而是一组因长期被排除在全球核心决策之外、又因经济和地缘影响力上升而要求更多规则制定权的国家集合。报告重点分析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南非、土耳其和阿联酋八个“支点国家”,认为它们既是连接传统权力中心与新兴地区的枢纽,也是未来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这些国家通常不简单选边站,而是在美、中、俄等大国之间保持多重关系,以获得资金、市场、武器、安全承诺和外交回旋余地。

  文章将“美国霸权衰落”从抽象判断转化为可观察的变化:美国仍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制度资源,但其中心地位正在下降,越来越多地区强国开始以基于自身利益重组对外关系。这一点在中东问题上也同样适用。观察今天的中东,不止要看到美以、伊朗或巴以冲突的延长线,更要看到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如何在能源、资本、安全、科技和地区调停中提升自主性。换言之,分析中东不能只问“谁站在美国一边”,更要问:这些支点国家如何利用美国影响力的收缩,把大国竞争转化为自身筹码。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时代变局:多边主义失灵与全球南方崛起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联合国大会就中止俄罗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进行表决时,欧洲各国、美国及关键印太盟友均投出赞成票,却有24个国家反对、58个国家弃权,其大多是“全球南方”的亚非拉国家。这些国家的立场并非全然出于与俄罗斯的利益关联,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们认为乌克兰问题与自身核心利益并不直接相关,且不满西方长期对全球南方的各类困境缺乏同等关注。印度外长苏杰生认为欧洲需要摒弃“欧洲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却并不总是欧洲的问题”的固有心态。

  从历史脉络来看,全球南方理念可追溯至冷战时期。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开启了亚非拉国家的反殖民联合进程,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964年77国集团的成立,逐步奠定了全球南方反殖民、反霸权的外交传统,这一历史根基让全球南方国家始终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保持警惕。从经济实力变迁来看,1990年,经合组织国家人口占全球21%、经济总量占比超80%;而预计到2030年,经合组织经济体人口占比将降至18%、经济占比仅为40%。随着全球南方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同步大幅提升,西方长期主导的全球权力分配格局将被打破,“全球南方”也加速从描述性标签转化为具有政治动员功能的集体身份叙事。

  对于美西方而言,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驱动因素与核心诉求至关重要。文章选取八个“枢纽国家”作为研究核心,这些国家既是区域内的核心大国、连接新兴区域与传统权力中心的纽带,也是决定全球秩序未来走向的关键变量。西方若想有效应对全球南方的崛起,除了与八大“枢纽国家”开展双边合作外,更需要深度关注其国内政治,无论是民主国家民众的求变心态,还是海湾国家因能源转型面临的经济多元化压力,这些国家均认为现有国际秩序不可持续,且自身的国际事务能动性正在不断提升,美国需要警惕这种不满情绪演变为民粹主义,避免被中俄利用来削弱自身的全球影响力。

  作为世界秩序关键变量的八大“枢纽国家”巴西、印度、印尼、墨西哥、土耳其、沙特、南非和阿联酋是全球南方崛起中最具代表性的八大枢纽国家。它们有着共同的反霸权、求自主、谋发展的叙事,摒弃了冷战的二元对立思维,在美西方与中俄之间采取灵活的“对冲”策略,拒绝选边站队。然而,尽管共享“不结盟、多元化、自主性”的外交共识,但因历史、地缘、经济与政治生态差异,各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战略与博弈逻辑。

  巴西精英阶层对国家的全球定位具有高度共识,即巴西兼具三重身份——西方自由价值观的继承者、全球南方的代言人、拉美区域的领导者。这一共识指引着巴西的外交实践——推动南美无核武器区建设,主导创建南方共同市场以缓和区域竞争;反对单边制裁与军事干预,修正“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为“保护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多次斡旋南美争端和伊朗核问题,扮演可信赖的对话者角色。但其外交的最终指向是通过改革多边机制,构建权力分配更公平、更少西方中心主义的良性多极秩序。

  然而,巴西的外交抱负始终受制于经济结构。巴西拥有资源禀赋优势——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石油产能持续增长、数字经济快速扩张,但资源红利未能转化为价值链升级的优势。国有企业、私营部门与农业游说团体的长期博弈形成政策壁垒,高贸易壁垒与繁冗法规形成负反馈循环,阻碍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发展,也加剧了巴西经济对大宗商品市场出口的依赖。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已成为巴西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关键变量。中国是巴西石油、矿产、农产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和重要外资来源,华为、比亚迪等中企已深度融入数字基建与新能源汽车领域。但与此同时,巴西也较为保守与谨慎,以“战略自主、不结盟”为核心外交策略,它不满美国的单极格局与单边主义,视中国为应被纳入国际体系的新兴大国,视俄罗斯为制衡美国的关键力量,试图在三大力量间实现动态平衡。

  当前,卢拉政府正着力重振巴西的多边主义声誉与领导力。在全球层面,借G20轮值主席国之机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议题上集体发声,同时支持金砖国家机制扩容;在区域层面,重返南美国家联盟、主办亚马逊峰会、在委内瑞拉-圭亚那争端中增兵边境并呼吁克制。但现实是巴西的区域权威正遭遇挑战,在委内瑞拉选举危机中,其未能拿出清晰方案,被立场明确的小国联盟边缘化,丧失调解主导权。这表明,单纯的多边主义倡议不足以支撑其区域领导者的定位。

  归根结底,巴西外交战略的根本困境在于,它一方面致力于构建更民主、包容、基于规则的多极化秩序;另一方面,为削弱西方主导权并推动这一愿景所借助的力量,本身却未必认同这套基于规则的秩序理念。随着大国竞争冲击现有国际体系,巴西确实有机会通过合作性、规则化的多边秩序确立其大国地位,但前提是其需要拿出长期稳定的战略远见与政策承诺,并直面一个现实——当部分伙伴国意图颠覆其珍视的规则时,无差别密切往来并非总能行得通。

  在多极化格局下,印度形成了三大战略方针。首先是推动国际机构系统性改革。印度将自身诉求包装为全球南方集体诉求,使行动正当化。其次是从传统不结盟转向多元结盟。最后是聚焦周边外交,牵头成立科伦坡安全共识,强化与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等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同时通过无息贷款、基建投资等方式深化与邻国的经济绑定,巩固自身在南亚的主导地位。

  印度外交以持续崛起的经济实力为支撑,从1960至2023年,印度GDP从370亿美元增至3.57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作为全球第一大人口国和最大汇款接收国(2023年达1250亿美元),经济增长提升了其国际谈判筹码。印度将发展援助作为巩固其全球南方领导地位的核心抓手,2000至2024年累计向65国提供了480亿美元援助,2025至2026财年对外发展拨款同比增长20%,重点投向非洲国家,输出公路、铁路等传统基建与数字基建,试图以经济合作绑定全球南方国家,但相较于中美等大国,印度的全球经济足迹仍较为有限,对外投资与援助规模较小,更多依靠外交话语与理念提升影响力。

  当前,印度战略自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印度不断深化与美西方的安全合作,但这也让印度的战略自主原则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俄乌、巴以冲突等国际争端持续发酵,各方施压迫使其明确立场,多向平衡空间不断面临压力。作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之一,印度在未来如何平衡战略自主与大国协作,将直接决定多极世界中全球南方的政治形态。

  印尼兼具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最大国家、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与东盟核心领导者四重身份,其“不选边、重自主、守平衡”的战略选择直接影响东南亚的格局。印尼外交的灵魂是独立之初确立的“自由积极”原则与“不结盟”理念,七十余年来从未动摇。苏加诺时期,印尼以反殖民与国家建构为核心,推动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筑牢主权独立根基;苏哈托时期转向经济务实主义,主导成立东盟以巩固领导地位;民主改革后,外交战略虽有调适,但从尤多约诺“百万朋友零敌人”到普拉博沃“千友尚嫌少,一敌已嫌多”,足以见得其一贯的不依附强权、广交友而不树敌的外交立场。

  印尼外交长期由精英主导,呈现出鲜明的“国内优先”导向。2021年民调显示,保护海外公民、强化经济、保障就业是印尼外交首要任务,而涉及全球与区域的议题优先级相对靠后,这一取向是新兴经济体的普遍特征。印尼GDP稳定增长,但始终面临贫困与不平等挑战,出口高度依赖大宗商品与原材料。为避免陷入“资源诅咒”,印尼实施了镍矿出口禁令等资源民族主义政策来提升本土附加值,但这一度与国际贸易一体化之间产生张力。近年来,印尼逐步转向更务实的开放路线,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推动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并正式申请加入CPTPP,在多边主义与战略自主之间寻找平衡。

  总体来看,印尼更倾向于改革而非颠覆现有秩序,其核心关切在于维护自主权、追求国家利益,而非选择地缘政治阵营。作为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印尼与菲律宾率先提出“群岛国”概念,深度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体系的构建。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南方合作,与巴西和刚果(金)签署雨林保护协议,并牵头中等强国合作体集团,推动中等强国之间的对话。在考虑加入金砖国家的同时,印尼也积极申请加入OECD,意图为现有国际体系注入全球南方的声音。其“在两座礁石间划船”的平衡策略,既服务于国内发展目标,也使其在大国博弈中占据灵活有利的地位。

  墨西哥以“一只脚踏入全球北方,另一只脚立足全球南方”的独特姿态,扮演着连接新兴地区与传统权力中心的枢纽角色。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掠夺以及美墨战争中失去半壁江山的历史创伤,奠定了墨西哥“不干涉主义”的外交根基。面对严峻的安全危机、普遍的不平等问题以及毗邻美国的地缘现实,墨西哥无意主导全球事务,而是在保持“有限自主”前提下,始终致力于维护其区域领导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与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署,标志着墨西哥“大战略”的开启——与美国实现经济对接,并将双边关系制度化。此后,对外贸易成为其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贸易额占GDP的88%,其签订的自贸协定数量甚至超过美国。然而,深度融合也使墨西哥陷入“有限自主”的困境,其外交的核心矛盾并非“美国是否侵犯主权”,而是“主权让渡应在多大程度上被容忍”,由此在“最大化西方体系红利”与“降低对美依赖”之间反复拉锯。

  从国内来看,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红利分配失衡加剧了社会分化。NAFTA的收益集中在北部工业化地区和浅肤色精英阶层,而南部农业与原住民群体长期被排除在外。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催生了左翼民粹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的崛起。2018年洛佩斯以“穷人优先”口号赢得大选,开启墨西哥向全球南方靠拢的战略转向;2024年继任的谢恩鲍姆政府延续了其社会福利遗产与“墨西哥优先”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战略方向。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全球格局下,墨西哥以“平衡术”维系其枢纽角色:一方面,通过《美墨加协定》强化与美国的经济与安全绑定;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对华关系。过去十年,中国对墨直接投资从3800万美元飙升至3.86亿美元,2023年更是宣布新增126亿美元投资,双方还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前,墨西哥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既要回应美国“近岸化”战略的需求,又要应对中国在北美供应链中日益增长的投资布局。

  身处全球北方与南方交汇带的墨西哥,积极参与多边经济合作,成为首个加入OECD的拉美国家,同时借助G20成员身份,积极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议题。2023年,墨西哥正式加入G77,完成了对自身作为全球南方经济体身份的再确认。因不满美洲国家组织的“干涉主义”倾向,其转而依托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推动排除美国与加拿大的“拉美一体”化进程。但即便如此,墨西哥始终未彻底脱离西方体系,在自由贸易、移民管控等事项上,仍与美国和欧洲保持稳定合作。总体而言,墨西哥外交始终围绕“南北枢纽”定位展开,在融入北方与团结南方之间寻求平衡。其立场虽时有矛盾,却赋予自身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既是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关键参与者,也是全球南方诉求的重要发声者,其战略选择将成为多极秩序转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变量。

  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成为沙特战略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这场美国全程缺席的和解,打破了沙特“安全完全依赖美国”的外交定式,彰显出其推动外交关系多元化、摆脱单一强国依附的核心诉求。这一转向并非短期调整,而是百年外交逻辑的深层迭代。自1932年建国以来,政权的不安全感始终是沙特外交的底色,从1945年“昆西号”会晤确立美沙伙伴关系,到1951年两国签署《互防协定》,美国在七十五年间一直是沙特安全战略中的核心支柱。然而近年来,沙特愈发将国家利益置于传统盟友关系之上,最具代表性的是2022年,沙特不顾美国反对,联手俄罗斯通过OPEC+大幅减产石油。这表明沙特正凭借OPEC+实际领导者和G20中唯一阿拉伯国家的不可替代性,打破“以石油换安全”的旧框架,争取更大战略自主权。

  这一转型的核心支撑是《2030愿景》引领的经济结构性变革。长期以来,以石油主导的单一经济模式既是沙特财富的来源,也构成了其战略自主的核心制约。为摆脱对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沙特以公共投资基金为引擎,一方面向国内注入资金以促进经济多元化,另一方面收购国际资产、投资跨国企业来拓展对外合作。截止2023年,石油在沙特出口额中的占比已降至73%,非石油经济对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然而,沙特的财政平衡仍高度依赖高油价,经济多元化转型面临长期挑战。

  在大国竞争中,沙特采取“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奉行多向平衡”的外交策略。美沙关系虽仍是沙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国战略共识持续弱化。2022年的民调显示,沙特民众首次将中俄的重要性置于美国之上。事实上,中国不仅连续多年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市场,更占据了沙特2023年新增商业投资的58%,双方合作已延伸至5G、人工智能和民用核能等战略敏感领域。与此同时,沙特通过OPEC+和防务合作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既掌握了石油定价主动权,也获得了制衡伊朗的抓手。

  在全球多极化格局中,沙特以“全球南方”为核心抓手,谋求从地区石油大国向全球枢纽的跃升。沙特预计,未来绝大多数能源需求增长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因此将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作为战略布局重点。2023年,沙特承诺到2030年向非洲投资250亿美元,2024年“新非洲峰会”上,其进一步宣布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筹集410亿美元。在多边舞台上,沙特既通过G20、上合组织等平台推动机构改革,也积极主导搭建多边论坛,以互利共赢、无附加条件的合作方式凝聚全球南方共识。在《2030愿景》指引下,沙特正同步推进经济与外交关系的多元化,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将沙特视为平等合作伙伴而非附庸国的新全球秩序。

  南非的外交政策根植于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百年历史中。1994年曼德拉执政后,南非开启了“彩虹之国”的新纪元,将种族平等理念投射于国际事务,恪守基于反压迫历史的道德准则,拒绝盲从大国划分的敌友阵营。南非对他国的外交立场取决于对方在其民族解放事业中所持的态度。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历史记忆深刻塑造了南非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不信任,也推动其始终以多元化伙伴关系制衡西方国家的影响力。

  基于此,南非外交呈现出两大特征。其一,坚定倡导多极化世界秩序。南非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主张为非洲增设常任理事国席位。金砖国家组织是这一战略的核心平台,南非视其为对多极世界的承诺。在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南非推动实现了金砖的首轮大规模扩员,并积极推动新开发银行的建设和本币结算,以削弱西方主导机构的全球话语权。其二,立足非洲大陆的枢纽地位,以区域领导力支撑全球话语权。作为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南非自视为非洲大陆的代言人,发起并推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AfCFTA)。同时,作为G20中唯一的非洲成员国,南非将非洲视角带入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等全球议题。

  然而,南非的大国抱负持续受到内外部的双重制约。国内层面,种族隔离的终结并未消解深层次的社会分化与经济不平等。国企效率低下、长期的限电危机以及高达46%的青年失业率,持续拖累经济发展。2024年,非洲人仅获得40%的选票,首次失去单独执政的地位,政策连续性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本土民众对非洲移民的仇外情绪,也冲击了区域经济合作与领导权威。国际层面,南非高举“全球正义”旗帜,却在国家规则适用上呈现出显著的选择性。它一方面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犯有种族;另一方面却以元首豁免为由拒绝逮捕普京,这令西方社会质疑其“道德外交”背后存在双重标准。与此同时,美南关系已跌至冰点,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暂停援助、加征关税、驱逐大使等举措持续激化矛盾。作为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最大受益国,南非的贸易优惠待遇前景堪忧,而这反而可能加速其向中俄及全球南方阵营靠拢。

  总体来看,南非是一个带着强烈历史正义感、怀有多极秩序抱负的中等强国,也是非洲在全球治理中最核心的发声者。其外交主线始终清晰,以反种族隔离历史为合法性根基,以道德话语为旗帜,以金砖国家、G20为平台追求战略自主,力图构建一个能够容纳非洲与全球南方多元诉求的公平秩序。未来南非的全球角色走向,既取决于联合政府的治理效能,也取决于在大国竞争中能否平衡历史道义、现实利益与战略自主的多重诉求。

  土耳其外交战略根植于埃尔多安执政后的国内意识形态转向与身份认同重塑。正义与发展党(AK党)放弃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亲欧路线,转而从奥斯曼帝国历史中汲取合法性,形成“新奥斯曼主义”的地缘视野,将土耳其定位为横跨巴尔干、高加索、中东和中亚的“核心国家”,战略重心从西方转向突厥世界与全球南方。

  由此,土耳其的外交呈现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以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自居,将成员国身份作为安全保障和战略杠杆;另一方面,积极向中亚“突厥世界”、非洲乃至整个全球南方拓展外交影响力,深化与俄罗斯、中国的战略协作——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在叙利亚问题上共建“阿斯塔纳模式”;同时将中国视为关键经济伙伴,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250亿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400亿美元。土耳其还积极寻求加入金砖国家与上合组织,并公开批评联合国安理会等传统机构未能给予全球南方国家充分代表权。但近年来,土耳其与美欧的分歧持续扩大,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触及了土耳其的核心安全关切,土耳其执意采购俄制S-400系统,招致制裁并被排除出F-35项目,而埃尔多安的威权转向,更在根本上瓦解了其与西方合作的道德基础。

  经济与国防是土耳其拓展影响力的两大支柱。过去二十年间,土耳其经济年均增速超过5%,正发党执政期间推行的经济外交战略,旨在利用土耳其地处多区域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里海“中间走廊”建设,将其打造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枢纽。同时,土耳其的国防工业也实现跨越式发展。TB2无人机在俄乌和纳卡冲突中展现出实战效能,成为拉拢亚非国家、拓展军事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尽管如此,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抱负仍面临难以突破的内外制约。国内层面,威权统治、恶性通胀与货币贬值引发了广泛不满,反对党接连拿下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核心城市,埃尔多安的专制权力正遭遇挑战。国际层面,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骑墙”姿态——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限制俄海军通行,又拒绝制裁俄罗斯、维持密切经贸往来——持续引发西方不满。更根本的困境在于,土耳其既无法脱离北约的安全保护,也难以真正融入中俄主导的机制,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平衡策略正逐渐失效,被迫在大国间做出明确选择的压力日益上升。

  这一枢纽地位首先依托“阿布扎比+迪拜”双轮驱动的经济模式。阿布扎比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撑,迪拜则借助其资本注入,从区域转口港发展为辐射亚非欧的全球贸易、物流与金融中心。这一双引擎结构使阿联酋实现了海湾国家中罕见的经济多元化——油气产业在GDP中占比不足三分之一,远低于沙特等邻国,这也使阿联酋在地区事务中更重灵活自主。其次,·本·扎耶德总统主导下的专业化治理加速了战略转型。他将“阿拉伯之春”所催生的政治思潮视为生存威胁,通过投入大量资源介入地区事务以遏制极端势力,从而塑造稳定商业环境。

  在大国博弈中,阿联酋将对冲外交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通过军事合作、开放基地及促成《亚伯拉罕协议》,巩固了其作为美国最青睐的阿拉伯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在根本上排斥意识形态化的阵营绑定,放弃对单一强国的过度依赖,将外交多元化作为核心战略,坚持与各方保持合作关系。2018年,其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贸易以近90%的年复合增长率激增,迪拜由此成为中国商品进入亚非欧的中转枢纽。俄乌冲突后,阿联酋拒绝对俄制裁,成为俄罗斯资本的避风港,同时主动调解冲突、促成多轮战俘交换。

  然而,这套平衡术正面临双重压力。地区层面,沙特凭借两倍于阿联酋的经济体量,全面效仿其多元化路径,以巨额的资金投入吸引企业迁移,直接挑战阿联酋的区域枢纽地位。全球层面,中美竞争持续压缩其对冲空间,美国就华为5G网络建设、哈利法港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中阿合作不断施压,使阿联酋陷入两难境地——既要维系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同盟,又不愿放弃中国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作为一个以小国体量实现大国级影响力的枢纽,阿联酋未来能否在日益极化的国际格局中保持战略自主和“不选边”的灵活性,不仅关乎自身发展上限,更将影响中东格局与全球南方的整体走向。

  美国的应对战略与秩序重构方案当前,“全球南方”已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关键变量。美国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尽管其绝对实力仍占优势,但全球权力的相对份额持续缩减。这既源于中国的崛起,更因为众多国家正逐步走上不依赖美国的发展道路。因此,报告建议美国应将战略重点转向八个“枢纽国家”,这些国家不仅自身实力雄厚、发展动能强劲,更是各自区域的发展引擎与核心领导者。与它们建立深度、稳定的伙伴关系,是美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中俄顺应“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追求战略自主的意愿,成为反抗西方霸权的重要倡导者。对此,美国须厘清其与“枢纽国家”在核心诉求上的根本差异。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理解这些国家与中俄深化合作的正当性——多元化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它们规避单一依赖风险、提升对美议价能力、维护战略自主的必然选择。美国应以事实为依据阐明中俄的真实动机,推动各国“合理调整”对俄、对中关系,而非强行阻断合作。

  对美国而言,理解“全球南方”崛起的核心框架,是将其视为一种带有鲜明民粹主义特征的全球性政治现象。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少数富裕国家作为“精英阶层”,垄断国际决策权,系统性剥削占全球人口和经济主体的“全球南方多数群体”。这一叙事深嵌于“枢纽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其领导人常常借助反精英、反霸权话语,转移国内公众对其执政问题的批评。把握这一国内政治动因,是美国与这些国家有效互动的根本前提。因此,美国不应采取对抗姿态,而应借鉴应对民粹主义的成熟经验,回应其合理的发展诉求,将变革要求有序纳入现有国际体系,增强体系的韧性与代表性。

  作者:乔恩·B·奥尔特曼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讲席教授。

  作者:莉莉·麦克尔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讲席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