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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马立安 从特区到智慧城市:英语视域中的深圳城市实验【2026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6-06-08
 深圳市城市规划馆 馆长/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兼职副教授(2024-)  今年第一期确实比往年来得晚了一些,作为去年“共塑深圳:城市设计的超级实验”的下集,有几篇文章跨年写作,想有更深挖掘,所以迟来。好饭不怕晚,希望这期的深圳研究可飨读者的久等!  首先端上的是社会人类学家、深圳长期居民及研究写作者马立安的国际“风味拼盘”,让读者体验《英语视域中的深圳城市实验》。除了“从特区到智慧城市”,

  深圳市城市规划馆 馆长/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兼职副教授(2024-)

  今年第一期确实比往年来得晚了一些,作为去年“共塑深圳:城市设计的超级实验”的下集,有几篇文章跨年写作,想有更深挖掘,所以迟来。好饭不怕晚,希望这期的深圳研究可飨读者的久等!

  首先端上的是社会人类学家、深圳长期居民及研究写作者马立安的国际“风味拼盘”,让读者体验《英语视域中的深圳城市实验》。除了“从特区到智慧城市”,英文世界建构的深圳样貌或许比中文主流叙事或日常印象还要丰富:深港互动中的深圳、移民 / 城中村 /“山寨”产品 / 行画生产 / 创客的深圳、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渡到以创新驱动的深圳 ......“英语文献所勾勒的深圳形象不仅体现了中国改革时代的经济抱负,也为重新思考全球都市主义、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关键视角。在不同学科中,深圳被视为国家引导的实验、跨国生产中心、基础设施即兴实践地,以及科技-城市未来的一个范本“。

  更早将国际风味规划设计引入深圳的重要路径,是深圳开放的设计竞赛制度。由年轻研究者陈家进主笔、联合两位亲历实操者合作的《“深圳竞赛”: 浅析深圳设计竞标机制演变及影响》或许是对深圳 30 多年设计竞赛历程最全景的描述和评价。

  形态与空间研究当然是城市设计总结的核心。苦于资深实践者 / 研究者们都无暇顾及,作为论坛主持者黄伟文遂综述一篇《深圳城市形态与空间体验》,从最基本的几何元素点、线面、体切入,并引用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进行解读。

  在深圳众多已建成或接近建成的中心区中,后海是备受瞩目的后起之秀。梁浩、王旭两位本地规划师以《人本尺度的深圳后海中心区城市设计》做总结,并努力将多年的伴随式参与实践加以理论化。后海中心区是深圳少有没反复进行城市设计竞赛的地区,是规划管理及编制方合作对市中心区城市设计实践经验的升级应用,简单讲就是切小地块加密通海道路,并以空间控制总图来传导指引给开发与建筑设计环节。而缘于深圳湾体育场中标方案变动而获邀进入后海参与建设运营的央企华润,得以不断扩大在这一片区开发、建设、运营及介入城市设计修改与优化的影响力。任职其中的作者杨波,因此总结了这种以后海为例的”城市运营商“模式,撰写了《城市设计的生命周期治理》。

  除了空地上的城市设计,城市更新是深圳城市设计更复杂的大类,涉及大量深圳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后的空间老新遗产去留问题。宋科、王存媛研究了《新遗产视角下的深圳城市更新和遗产保护》,提出了城市更新应“设计结合遗产”的主张,并给出具体的保护活化策略。当然城市更新也更直接带来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全然改变,这些大量程序化的、主要满足资本收益并由大院承担的城市设计实践,也期待有更多参与者、观察者与学者的总结研究。

  如果我们将政府推动 / 委托、专业规划机构承担的城市设计称为主流实践,那么深圳还有更多另类多样的非主流实践。这得益于深圳作为改革实验田的“开放涌现“。刘磊、雷文婷两位研究者做了《深圳城市设计的非常规实践梳理》,为读者呈现了更多边缘、实验型的城市设计活动及主体,并且初步呈现了这些活动及主体间的谱系关联。

  本来在此次学术论坛大纲中还有公众参与的城市设计,但遗憾一直没有催到写作者交稿。美中不足还包括在深圳直接参与城市设计实践的大院大师大咖,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参与这次的城市设计总结。不过两期 20 来篇文章也大体为作者呈现了深圳城市设计超级实验的轮廓和多样面相。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研究者参与这一巨量实践的知识提炼和生产,将深圳城市设计共塑为一种可学习应用的方法。

  英语视域下的深圳城市实验研究由学术叙事与通俗叙述共同构成,相关研究围绕深港关系、城市空间转型、技术创新及全球影响力四大议题展开,并随时代发展不断拓展,本土学者也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在地视角。核心文献普遍认为,国家战略规划与经济特区体制下的地方实践,使深圳成为市场化改革的试验田,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到创新驱动型的产业升级。研究既彰显了深圳作为 “中国模式” 范本的全球意义,也揭示了环境退化、社会不平等等矛盾,以及规划发展与内生增长、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的持续张力。基于此,未来研究应超越深圳“例外主义”的叙事,进一步考察其发展局限与边缘化群体经验,以更全面、深刻地解读深圳城市实验的价值。

  [1]马立安.从特区到智慧城市:英语视域中的深圳城市实验[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6-7.

  在英语视域中,深圳的认知由学术研究者以及独立作家与艺术家共同塑造。总体而言,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深圳如何从一个小渔村转变为全球科技与创新中心,将“深圳模式”定位为中国市场导向改革时代的象征。核心主题包括经济发展、城市规划、政治经济学,以及快速现代化的社会含义。在这些文献中,深圳常被用作考察中国式发展资本主义之逻辑与边界的案例研究。相比之下,通俗叙述往往强调个体在城市中为实现个人或职业抱负所经历的“生活现实”。这些叙述关注劳动力状况、环境可持续性与城市治理挑战,指出空间结构既构造机会也施加限制——同时强调日常生活中看不见但持续存在的压力,如何成为城市演变的重要驱动力。

  关于深圳的英语视域研究通常围绕四个关键主题集群:(1)经济增长以及深圳与香港复杂的关系;(2)城市规划与社会转型;(3)技术创新与工业发展;(4)深圳在扩大中国全球影响力方面日益增长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个城市的学术研究往往要应对其迅速演变的城市景观。因此,研究视角常受学者最初接触深圳时的历史时刻影响。例如,20世纪80与90年代的研究通常强调深圳制造业对经济扩张与社会流动性的推动作用。相对地,自2000年以后,学界越来越多地考察城市中独特的城市形态——诸如“城中村”,及旨在吸引人才与激发创新的政策框架。此外,虽然早期研究主要由外来观察者完成,但新一代深圳本地学者(其中许多人目前在国外大学任职)已为对城市发展的理解带来更为整体与细致的视角。

  在近期影响较大的著作中,有Mary Ann O’Donnell、Winnie Wong 和 Jonathan Bach 编著的《向深圳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从经济特区到模范城市的试验》(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2017)[1],以及杜鹃的《深圳实验:中国速生城市的故事》(The Shenzhen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China’s Instant City, 2020)[2]。两部著作均将深圳非凡的增长,归因于战略性的国家规划与在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体制下的地方灵活性结合。它们强调深圳如何作为市场改革的“试验田”,相关改革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图1,图2)。1980 年的 SEZ指定促使制度创新与政策革新,从而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动力的形成。这些研究进一步指出,深圳在最初阶段区别于其他中国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较少依赖外商直接投资与国有企业,这造就了其独特的经济轨迹,最终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渡到以创新为驱动的产业。

  图1. 笔者著作《向深圳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从经济特区到模范城市的试验》

  越来越多的文献也探讨深圳与香港的动态关系。在四十余年间,深圳的 GDP已超越香港,这不仅构成大陆经济崛起的叙事,也彰显深圳作为金融与科技强市的崛起。Richard Hu 的《深圳现象:从渔村到全球知识型城市》(The Shenzhen Phenomenon: From Fishing Village to Global Knowledge City, 2020)包含一个题为“深圳—香港辩证法”的章节,将这两座城市概念化为一个跨越不同政治制度运作的都市区[3]。类似地,Xiangming Chen 在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2020)中其章节“竞争中失落:重新思考香港、上海与深圳作为中国全球城市与区域枢纽的新三角”考察这些城市间的竞争与互补动态,特别关注香港相对于深圳与上海地位的转变[4]。

  城市发展与空间变迁是学界探讨的另一大焦点。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规划增长与非规划增长之间的张力。尽管总体规划对深圳发展的许多方面起到引导作用,但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深受“城中村”这样非正规定居区的有机扩展影响。陈婷的 A State Beyond the State: Shenzhe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hina(2017)考察深圳正式规划区域的文化地理[5](图3),而王大伟(Da Wei David Wang)在 Urban Villages in the New China: Case of Shenzhen(2016)中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城中村与其周边正式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人口迁移对深圳爆炸性城市化的关键推动作用[6]。此外,C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Urban Studies等期刊也对深圳的空间形态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凸显城市形态如何既反映又促成更广泛的经济转型。

  对于深圳发展模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环境退化与社会不平等。在生态方面,学者记录了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成本,包括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沿海地区大规模围垦。尽管这些挑战仍然存在,但近年来的政策干预——例如设立生态控制线、促进新能源汽车——表明深圳在迈向更可持续的城市治理的承诺正在成长。在社会层面,研究长期强调 流动工人/移民工人(Migrant)在早期工业扩张阶段所面临的脆弱处境。李静君(Ching Kwan Lee)的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1998)率先探讨了深圳与香港的工厂工作文化中的性别维度[7](图4)。近来的研究继续调查流动人口整合的结构性障碍,包括社会服务准入受限与永久户口(Hukou)身份获取困难,尽管这些群体在城市建设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英语文献所勾勒的深圳形象,不仅体现了中国改革时代的经济抱负,也为重新思考全球都市主义、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关键视角。在不同学科的叙事中,深圳被视为国家引导的实验、跨国生产中心、基础设施即兴实践地,以及科技-城市未来的一个范本。这些重叠的叙事反映出深圳既是全球资本主义逻辑和中国国家治理的产物,又是这些力量的塑造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揭示了规划与有机增长、政策自上而下与社会实践自下而上的持续张力 ——这一张力持续影响着城市的生活经验,并使深圳作为“可复制模式”的形象变得更为复杂。

  深圳研究的演进——从早期的经济分析到近年的文化与民族志研究——也凸显出方法论方向的转变。早期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变化,而近来工作更多聚焦于日常生活、非正规实践与基础设施这些意义与权力的生成场域。这一转变预示着学界日益认识到,将深圳的发展置于不仅是国家政治框架中,也置于全球生产、流通与治理系统中来考量是必要的。

  最终,深圳挑战了城市研究、发展经济学与创新理论中的既有范式——它模糊了规划与即兴、中心与边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当学者继续追踪深圳在全球舞台上的演变角色时,这座城市为考察地方治理、空间与技术的实验如何重塑全球“发展”与“现代性”的想象提供了强有力的视角。未来的研究亟需超越对深圳“例外主义”的单一归因,也要探讨其局限性、矛盾性与不均衡影响,尤其是对边缘化社区、生态系统与那些在主导叙事中仍被排除的知识形式。

  1.黄伟文.“共塑深圳:城市设计的超级实验”(续)专刊导读[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4-5.

  2.马立安.从特区到智慧城市:英语视域中的深圳城市实验[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6-7.

  3.陈家进,黄伟文,刘磊.“深圳竞赛”: 浅析深圳设计竞标机制演变及影响[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8-12.

  4.黄伟文.点线面体的三元辩证:深圳城市形态与空间体验[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13-17.

  5.梁浩,王旭.意象·肌理·行为:人本尺度的深圳后海中心区城市设计[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18-26.

  6.熊欣,杨波.城市设计的生命周期治理:以深圳后海中心区“城市运营商”模式为例 [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27-31.

  7.宋科,王存媛.设计结合遗产:新遗产视角下的深圳城市更新和遗产保护 [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32-38.

  8.刘磊,雷文婷.开放涌现:深圳城市设计的非常规实践梳理[J].世界建筑导报,2026,41(1):32-38.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