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这一职业,自国家有记载以来,就长期承受着来自非农村群体的歧视。对农民的蔑称从古至今屡见不鲜,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显示,最早的农民蔑称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被称为野人。所谓的蔑称,其实正是城乡身份不平等的体现,是社会阶层化的标志。在宋代,正值历史转折期,政治重心逐渐从官僚管理转向经济发展,城乡关系因此日益紧张,两极分化明显,对农民的歧视也愈加显著。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宋代以前的农民蔑称已有悠久历史。中国自古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农民这一身份本应受到尊重。从神农氏发明农业种植起,农民一直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与乡村逐渐分化,农民这一群体开始被逐渐边缘化,成为歧视的对象。
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的国野制度是最早形成农民蔑称的制度背景。该制度将统治区域分为内外层次,城市为中心向外延伸。国代表贵族和平民,而野则指被征服、被统治的地区民众。《诗经》中有明确记载:那些被称为野人的居民,承受繁重劳役,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没有自由民的权利。这就是农民蔑称最初形成的源头。下层自由民虽从事农业,但不属于野人,仍享有基本权利。 战国时期,国野界限逐渐消失,农民成为一个整体,社会对贱民和国民的区分逐渐淡化,但野人这一蔑称依然存在。《左传》中可见秦汉时期农民的歧视仍然延续,蔑称形式不断丰富,如野人鄙人,甚至出现儓字,原为周代奴隶称呼,用以标示低下身份。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城乡分离加剧,农民蔑称开始与职业紧密挂钩。社会划分士农工商四大职业,农民因生活贫困、收入低下,长期处于被歧视的阶层。尽管当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仍因生活艰苦而受人轻视,而商人虽受压制,但相对富裕,更显城乡不平等。魏晋时期农民歧视依旧,至唐代出现了与村相关的蔑称,到宋代,村字蔑称广泛运用。《说文解字》最早将村作为地名,后用于乡村,进一步加深了城乡分化下的蔑称色彩。 宋代,经济发展带来了政治格局的变化,城乡管理机制出现分化。城市实行坊制,乡村实行村制,城乡分野明显。于是村这一称呼,在经济主导的社会结构下,逐渐演变为对农民的蔑称。
城乡关系本是社会大分工和生产发展的产物。宋代随着农村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职能逐渐由单一政治职能扩展为经济与政治并重。经济繁荣推动夜市与草市的兴起,草市最初形成于南北朝,至唐末开始发展壮大。宋代开明政策让市场经济活跃起来,农村商品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撑,大草市多在镇市形成,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层次感。同时,农业分工精细化,为城市提供稳定的农副产品供给,这种模式强化了城乡经济差异。 在宋代,经济高度发达,但重商业轻农业的社会环境,使城乡分化进一步加剧。思想上,民众对贫困的认知明确,认为贫苦者应受轻视。宋代社会等级制度减弱,贵族阶层逐渐消失,贱民称谓在法律上被取消,社会分化转向财富差异。崇尚财富、轻视贫苦成为社会特征,这种观念直接反映在城乡关系上,加深了对农民的歧视。 农民歧视主要源于贫困本身。司马光在《温国文正公文集》中写道: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民承担繁重体力劳动,应对自然灾害,还需缴纳国家赋税及其他额外费用,经济压力巨大。生活艰辛与收入低下自然导致社会地位偏低,这是农民遭受歧视的根本原因。 相较之下,城市居民生活优裕,城市建设繁华,民众衣食用度讲究,职业选择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强烈,形成了与农民鲜明的对立面。宋代社会虽有救荒仓储系统,但救助地多设于县级以上城市,受益者仍是城市居民。农民若要享受这些福利,必须先进入城市并满足特定条件。城乡两极分化明显,农民不仅经济被盘剥,社会福利也严重不足,进一步固化了其低下地位。
农民贫困导致的社会认知偏见,使蔑称形成欺愚的逻辑——将农民贫困归咎于其自身,而非社会结构不平等。在宋代,学者们提出天命说结构说材性说解释贫困根源:天命说将贫困归因于命运,结构说指社会制度与架构不合理,材性说则归咎于个体能力不足。由此可见,对农民的蔑称更多是社会对城乡分化、阶层分化无意识的反应,通过贬低农民掩盖不平等,强化社会阶层对立。 因此,农民歧视反映了宋代社会结构与变迁。从农民蔑称可看出,社会阶层分化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更延伸至经济领域,城乡差异成为歧视的主要依据。这一社会架构形成恶性循环:农民因城乡分化与经济发展而贫困,而贫困又成为城市居民排斥、歧视农民的理由,农民成为城市化和社会分化的牺牲品。
宋代农民蔑称折射的城乡关系,无非是将原有阶层矛盾转嫁到农民身上,让他们承担社会排斥的重担。在这一经济主导的社会中,等级制度弱化,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排斥主要针对其职业与生活方式,反映了宋代社会结构变迁和城乡分化的深层特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