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人口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即总人口于2021年达到峰值,为14.13亿人。之后开始下降,不过2021年中国总人口仍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8%。其次,中国自然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中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四位,排在美国、俄罗斯、印度之后。2022年,中国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为11.5%,较美国(16.6%)低5.1个百分点,较印度(51.9%)低40.4个百分点,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排名中相对靠后。2021年,中国淡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占全球淡水资源总量的14.4%,且人均占有量较低。中国森林面积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5.5%,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0%,近一半的木材依赖进口。多数大宗矿产人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铜等多种战略性矿产的对外依存度高。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国仍面临较为突出的资源环境矛盾,人地关系紧张、水资源供需失衡、林业资源保护与利用冲突等问题长期存在。在上述人口与自然国情长期硬约束下,中国不可能复制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创新绿色现代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全新形势与挑战,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本质要求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聚焦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对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要求。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作为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为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并依托五年规划(计划)这一重要治理工具,持续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正全力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同推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一条既立足本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又充分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绿色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充分彰显中国治国理政的长远视野。从历史维度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十个五年计划与四个五年规划的接续奋斗,中国从生态赤字阶段向生态盈余阶段,这一成就正是中国保持战略定力、践行长期主义的生动实践。
中国所倡导并践行的“绿色发展”理念,旨在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这一理念已经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仅可视作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升级版,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创新版,代表着21世纪全球新一代发展观的兴起。在全球总人口持续增长、经济不断扩张的背景下,生态资本的自然增长并非理所当然,环境污染不会自动消退,碳排放的峰值更不会自动实现。为此,中国以新型制倡导动员全社会之力、鼓励各地区长期投资于生态环境建设,涵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科技资本等多维度,以持续加速积累与增强全社会生态资本存量。这正是习所倡导的“两山论”的生动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通过绿色发展路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将“绿水青山”自然资产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金山银山”。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顺应自然规律,自律地利用自然,与自然长久共存、永久共处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天人合一”倡导以敬畏之心遵循自然法则,通过自我约束实现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最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永续共存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系统的敬畏与亲和力,很显然,它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衍生的主客二分和天人对立的观念,西方工业文明倾向于通过征服、掠夺、控制乃至破坏自然的方式构建人类中心主义的统治秩序。
“天人合一”这种发轫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洞见:在时间维度上,不仅关注当下可持续性,更着眼于文明传承的永恒性;在空间维度上,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建构起有机整体的宇宙观。当代生态哲学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提出“天人互益”的新型关系范式,既承认人类作为认知主体的能动作用,更强调生态系统的本源地位,主张通过顺应自然规律、增益生态价值、反哺地球家园的实践路径,构建人类文明与自然系统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基因,“天人合一”思想为中国率先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也成为中国在21世纪为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贡献智慧的传统思想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剖析深入透彻,深刻揭示了自然辩证法的核心要义。自然,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根基,其自身所蕴含的内在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辩证统一性,一方面体现为人类能够凭借实践活动对自然形成正确认知,彰显出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着重强调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要求。辩证唯物主义为构建可持续发展范式提供了严密且系统的方法论框架,指引着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注重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保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相互协调、相得益彰。
从历史演进维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历经三个具有显著标志性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在自然力的绝对支配下处于被动适应状态,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极大程度地受限于环境承载力。进入第二阶段,人类转向倚重技术理性,在资本的强力驱动下,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致使生态阈值被突破,进而陷入“资源掠夺—环境退化—发展困境”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以将环境成本外部化为显著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本质上是对生态价值的超前消耗与损害。到了第三阶段,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逐渐形成良性循环,人类迈入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相互促进、协同共进。正是在对这一历史演进过程深刻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当代绿色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它通过创造性转化上述思想遗产,在生态价值核算、环境正义建构、低碳技术革命等领域形成实践突破,这无疑印证了经典理论所蕴含的时代生命力。这种植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态智慧,正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显现出深远的指导价值。
20世纪后半叶,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催生了国际环境治理的制度演进。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环境问题正式进入全球治理议程,在此后三十年间逐步构建了以《21世纪议程》和《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可持续发展本质是应对工业文明危机而提出的阶段性方案。尽管在人类生态环境保护进程中,可持续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缓解生态压力、推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关键思路。但是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即始终未能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根本性矛盾——资本积累逻辑与生态承载边界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制约着可持续发展向更深层次、更有效能的方向推进。
中国突破可持续发展既有框架的局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充分彰显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价值。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与传统文化生态智慧进行创造性融合,在实践层面实现了三重范式突破:其一,建立生态红线制度,有效破解“公地悲剧”困局,确保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稳定在安全阈值范围内;其二,构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体系,推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降;其三,创新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绿色动能。这种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转变,标志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范式开始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
绿色发展是一个复杂且综合性的系统概念,依托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同时广泛关联科技体系与全球体系。其核心目标不仅在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还在于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深度参与全球绿色治理与协作。绿色发展致力于实现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科技系统和全球系统的全面绿化,以达成整体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在自然系统层面,实现从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的转变,确保自然环境的健康与可持续。在经济系统层面,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转变为强调净福利最大化,确保经济发展的质量。在社会系统层面,推动从社会不公平发展迈向公平发展,确保社会福利的普遍提升,实现从部分群体福利最大化(即先富论)到全体人口福利最大化(即共同富裕论)的转变。在科技系统层面,推动从科技创新向绿色创新转型,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绿色财富,推动科技与环境保护的深度融合。在全球系统层面,中国高度重视并加速落实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积极引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绿色发展特征鲜明,倡导合理消费,追求低消耗、低排放,致力于推动生态资本的持续增长。就短期规划而言,绿色发展的核心任务聚焦于实现“双碳”目标。从长期来看,其宏伟愿景在于建设绿色中国,携手共建绿色全球,最终促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地球和谐共生美好愿景目标的实现。那么,该如何衡量绿色发展的成效呢?借助绿色发展五大系统框架,可以通过实现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绿色创新与绿色低碳等几个关键维度来考量。具体做法是构建绿色增长指数、绿色福利指数、绿色财富指数、绿色新质生产力指数和绿色低碳指数,以此为评估绿色发展进展提供量化依据。
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绿色创新和绿色低碳,并非彼此孤立、相互割裂。实际上,绿色发展系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涵盖自然系统所蕴含的自然力、经济系统迸发的创造力、社会系统凝聚的向心力、科技系统展现的科技力,以及全球系统形成的协同力。绿色发展还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与外部世界凭借物质交换和信息流通建立紧密联系。一方面,绿色发展对外部世界产生强大的正向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也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因素,诸如国际资源环境等的显著影响。
20世纪末,世界银行在修正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了真实国内储蓄(GDS)的核算范式,属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范畴,即通过扣除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损失,将自然资本折旧纳入宏观经济评估框架。尽管如此,人类在对财富的认知与衡量过程中,依旧饱受信息、认知以及知识层面的不对称和不完整等问题的困扰。
人类所拥有的总财富,并非仅局限于经济财富,还包括社会财富和自然财富。确切来说,GDP仅能反映经济财富状况,而人类发展总福利(GHDI)则代表了社会财富,尤其是经过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更能直观体现社会公平程度。但实际上,人类财富版图中不可或缺的还有自然财富,这就需要构建一个自然财富账户,以此实现对自然财富清晰且精准地表达与衡量。因此,人类总财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以及自然财富的总和,但同时也蕴含着“减法”逻辑。不同发展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成本,成本差异又决定了净收益的不同。从净福利的角度看,人类净财富由如下公式来表示:人类净财富=(经济财富-经济成本)+(社会财富-社会成本)+(自然财富-自然损失)=人类总财富-总成本。总成本有三类:经济成本,通常能够借助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精确计算,属于直观呈现的显性成本;社会成本,涵盖社会不公平、社会冲突、贫困、腐败等难以用具体数值衡量的隐性成本;自然成本,包含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损失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等难以精确计量的隐性成本。因此,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函数,不仅要实现发展收益的最大化,更要达成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就意味着,在计算和衡量人类财富时,除了关注财富的增长,还需扣除经济成本、社会成本以及自然损失这些“减项”。
在实践中,衡量人类净财富面临诸多难题。基于绿色发展系统理论,结合对人类总财富的深度认知,学者们对世界银行定义的真实GDP进行了重要拓展,创新性提出绿色GDP衡量公式。该公式引入四项关键指标,具体表述为:绿色GDP=名义GDP-自然损失+人力资本投资+绿色投资+外部自然资本输入。进一步细化,绿色GDP=名义GDP-自然资产损失(能源耗竭森林耗竭+矿产耗竭+颗粒物排放损失+二氧化碳排放损失)-自然灾害损失+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支出+卫生支出+研发支出)+绿色投资(生态建设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节能减排投资)+外部自然资本输入(净初级产品进口)。
对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自然资本的直接依赖程度。这表明,绿色发展路径绝非对大自然根基的破坏,反而能够实现对自然的滋养、回馈与增益,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与“天人互益”的共生智慧。在开放经济体系中,也就是从世界市场引入外部资源的情境下,绿色GDP的数值极有可能超越传统意义的真实GDP。绿色GDP的计算公式,有效地弥补了世界银行传统计算方法的不足,将以往被忽视的人力资本投资、绿色投资,以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自然资本输入纳入其中。从政策层面来看,绿色GDP公式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其一,它将自然灾害损失纳入核算范围,使得自然损失不再仅限于自然资产的耗竭,还涵盖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有助于增加对综合防灾减灾的投入,进而降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切实改善生态环境,并促进绿色发展技术的创新;其三,增加生态环境投入,直接为本国积累自然资本;其四,增加外部自然资本输入,促进不同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不仅有助于缓解本国自然资源的短缺状况,还能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效率,最终实现共赢发展。
绿色GDP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计算以往“看不见”的自然损失(包括自然资产损失和自然灾害损失),更在于可以借助“看得见”的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实现自然资本的增长,促使大自然从生态赤字困境迈向生态盈余的良好状态,这就是绿色发展道路。
绿色发展道路是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阶段,就促使生态赤字尽早触及峰值,随后快速削减生态赤字,实现隧穿“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相较于传统发展路径,绿色发展能够让生态赤字高峰提前到来,且峰值相对较低,整个发展系统所累积的损失也更少。如此一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能够更早得到缓和,在安全阈值尚未突破之前,便提前进入生态赤字缩减阶段,进而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下,成功步入生态盈余时期。绿色发展隧穿效应的达成依赖于绿色创新,正是因为创新要素能够对自然要素形成替代,经济发展才得以与自然消耗逐步脱钩,绿色发展隧穿效应也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一是绿色观念创新。绿色发展理念的树立,能够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并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推动经济系统生产与消费环节实现自律性发展,显著增强全社会保护环境、守护生态的意识与责任感。绿色发展理念不应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达成共识,更应成为全社会共同秉持的价值理念,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
二是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开发的研发,依赖于人类智慧的提升和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推动绿色技术发展的重点。同时,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大力扶持同样不可或缺,能够为绿色技术的进步与推广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加快绿色技术引发的工业革命进程,应充分整合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与要素,既要加强自主创新,也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尤其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技术突破。
三是绿色市场创新。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鼓励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推行循环再生的消费理念。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靠市场机制的强大驱动力,推动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中国已成功构建起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绿色碳市场,已然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与消费国,并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绿色商品与绿色服务的最大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
四是绿色制度创新。绿色政策与制度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保障,能够有效引导并优化发展过程中各类要素的配置,确保资源、技术、资本等关键要素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汇聚。绿色制度安排,不仅是一套规范发展行为的准则,更是一种能够激励绿色发展活力、促进要素高效聚合与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通过构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绿色政策框架和制度体系,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绿色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在分析经济发展阶段时,常用的划分方式有两种。其一,依据人均收入以及人均GDP,可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等四个阶段;其二,借助恩格尔系数,把发展进程划分为绝对贫困、温饱、小康、富裕、更富裕等五个阶段。bwin官网在考量人类发展阶段方面,一般运用人类发展指数,据此可划分为低人类发展水平、中等人类发展水平、较高人类发展水平、高人类发展水平等四个层级。然而,运用上述这些经济社会指标,均无法全面且精准地反映绿色发展所处的阶段。基于绿色发展理念,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进行剖析,可将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生态赤字缓慢扩大期,此阶段生态损耗虽在增加,但速度较为平缓;二是生态赤字快速扩大期,该时期生态破坏加速,赤字规模急剧扩大;三是生态赤字缩小期,意味着人们开始重视生态保护,生态损耗逐步降低;四是生态盈余期,标志着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与改善,实现正向增益。
第一阶段是生态赤字缓慢扩大期。这一时期见证了人类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阶段演进,以小农生产方式维系着简单且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于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实现了恢复与振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人口不断增长,人类在维持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稳步扩展的同时,也悄然对自然系统造成了侵蚀,导致农业生态系统出现退化。这一过程是生态赤字缓慢扩大的写照。
第二阶段是生态赤字快速扩大期。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大机器生产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农户耕作和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生产关系也与时俱进,极大地加速了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然而,以批量生产为特征、伴随着大量排污与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也悄然埋下了生态危机的种子,导致生态赤字急剧攀升。这不仅体现在生态系统遭受的严重退化上,更表现为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广泛破坏,对自然环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1952—1978年,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此期间,中国迎来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但这一快速发展的背后也伴随着生态赤字的快速扩大。1973年,中国能源损耗占GNI比重仅为0.2%,1980年达到高峰,为11.7%,远高于同期美国占GNI比重的4.1%。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6%,其中,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为4.4%,能源损耗占GNI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11.7%降至2000年的1.8%,说明能源使用效率持续提高。1978年以来,中国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比重基本在70%以上,直到2016年降至70%以下,2022年仍高达67.4%,煤炭占能源消费量比重为56.2%。
第三阶段是生态赤字缩小期。在工业文明发展至后期,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倒逼人类重新审视并调整发展路径,主动摒弃传统模式,通过践行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逐步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生态赤字进入缩减通道,从而摆脱“天人互害”的恶性循环。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基数庞大、资源消耗总量高、生态基础薄弱、环境污染问题严峻以及自然灾害影响加剧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也与日俱增。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节能减碳压力空前严峻。
“十五”计划(2001—2005年)作为21世纪首个五年计划,把环境保护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保障。“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首次将“计划”调整为“规划”,创新性地将人口、资源、环境相关指标确立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领域的责任,要求通过资源配置与行政手段确保目标实现。在此期间,中国能源供应能力显著增强,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一,自给率保持在90%以上。“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是中国首个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五年规划,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围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设定了一系列量化约束性指标,推进绿色发展与生态建设。这一时期,中国能源生产总量、电力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稳居世界第一,有效缓解了长期存在的能源供应压力。同时,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和核电在建规模均居全球领先地位。能源新技术、新产业加速涌现,迎来转型变革的崭新纪元。“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是一部典型的绿色发展规划,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确立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总目标,首次将PM2.5作为约束性指标。这一时期,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额达成减排目标,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推进经济发展进入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清洁发电体系,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绿色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为导向,明确将应对气候变化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纳入国家战略核心。该规划确立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引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绿色发展进入全面攻坚与深化实施的新阶段。
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国通过实施“十五”至“十三五”四个五年规划(计划),特别是通过设定约束性指标,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一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和全局性优化,生态赤字进一步缩小,部分领域开始呈现生态盈余的积极信号。中国持续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力改善了民生福祉、保障经济可持续增长动能,也使得生态资本损失与GDP的比值持续下降。
第四阶段是生态盈余期。当人类社会步入生态文明阶段,发展逻辑转向以绿色创新为驱动的发展,力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赢发展。生态账户趋于平衡,进入“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化,人类以回馈自然为使命,推动生态账户从平衡迈向盈余,最终进入“天人互益”的境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
中国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起,逐步进入全面生态建设期,并在局部区域率先出现生态盈余。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在压力叠加与转型突破并存的关键阶段。只有持续加大绿色投入、合理利用自然资本进口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来增加自然资本,才能提升生态承载力,推动生态账户趋于平衡,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真正进入生态盈余期。
绿色发展作为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既无成熟模式可循,也无成功经验可鉴。这要求中国坚持长期主义发展理念,依靠自主创新,以绿色现代化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现代化既追求在较低的不可再生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上实现发展,又注重通过生态资产持续增值、生态盈余稳步扩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
中国五年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水利发展规划、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等),构成了国家发展的显性优势。自“十一五”至“十四五”,中国五年规划经历了显著的绿色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规划内容和发展指标的绿色化上,更在于其对地方实践创新的深度与广度的引导。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直接关联绿色发展)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目标设定与行为选择产生了明显的约束力。从各地区指标完成情况看,各地区已经初步走上绿色发展道路。当前,国家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启动“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等内容进行预研,力求对关键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政策体系。同时,不少地区也结合自身特点,开展研究符合本地实际的绿色发展规划。应继续强化绿色发展规划的引领性作用,清晰勾勒出绿色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量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现状,精准把握绿色发展领域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地方政府在绿色发展规划的指引下,分行业、分领域推进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对于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可以先行先试,但务必确保与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整体步伐相协调,共同推动绿色发展事业稳步前行。
推进绿色现代化,要坚持两手发力,即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形成“管得住”和“放得活”的秩序。实施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传统的管理者角色转向服务者角色,优化政府引导市场机制的方式方法,实现从驾驭市场到服务市场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管得住”的核心在于强化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调控职能,为环保产业及环境服务业营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生态。这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全流程监管,防范市场失灵与恶性竞争,确保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同步加强对新兴产业的前瞻性规划与政策引导,通过科学制定产业目录、设立准入标准等方式,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推动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合理配置。例如,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降污减碳新兴产业领域,地方政府之间要避免出台“以邻为壑”的产业政策,在绿色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等方面提前做好科学合理规划,引导企业合理布局和投资,避免出现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
“放得活”的关键在于充分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激活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动能,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内生动力。这需要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度易成本,为不同类型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拓展多元化发展空间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聚焦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为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便捷服务与政策支持,让市场机制与政府服务形成合力,共同赋能绿色转型。例如,创新发展碳排放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各类形式市场活动和交易形式,丰富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信用等绿色金融产品,为绿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建立绿色技术交易平台,促进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也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途径。
节能降碳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速发展模式绿色转型的关键举措。中国已从信息化时代跨越至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新阶段,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新兴技术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绿色低碳产业比重提供了重要支撑。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累计建成337.7万个5G基站,5G用户数量达到8.05亿户,5G技术产业在技术标准、终端设备等方面的创新能力持续提高。在此背景下,应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大力推动各行业绿色化,通过评估绿色水平、树立标杆,并动态调整,打造全国及地区范围内产业、企业、产品与服务的绿色典范。同时,不仅要鼓励相互学习借鉴成功经验,更要激发良性竞争,创新构建你追我赶的绿色发展、节能减排“绿色竞赛”机制。还要实行严格的“黑名单制”,对未能达到产业、行业节能减排标准的企业或单位进行“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整改。对于整改不力、持续落后的企业或单位,我们将坚决实行“末位淘汰制”。推行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与惩罚机制,旨在深刻警醒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都是极大的犯罪。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汽车产业的淘汰政策目标,即到2027年,新增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力争达到45%,老旧内燃机车基本淘汰。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958.7万辆,市场占有率超过30%,彰显了新时代下中国产业政策与行业规制的绿色导向。进入新时代,中国产业政策聚焦绿色发展主线,全面推进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建设,以促进绿色环保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低碳科技革命是一场涉及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等多个领域的社会经济大变革,旨在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发展。一是加强绿色低碳前沿技术的预见和布局,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深化应用基础研究和适用技术研发,特别是在绿色能源、绿色工业、绿色消费等关键环节,加强重大战略技术攻关。快速部署具有推广前景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例如高效除尘等减污降碳技术、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绿色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等。二是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节约水平。培育和发展绿色低碳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形成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三是加速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构建开放合作的创新平台,广泛吸纳更多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中小企业的参与,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创新生态体系。在此过程中,需明确企业作为转化主体的核心地位,深度促进“政产学研”的协同合作。倡导并鼓励绿色低碳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担当起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先锋的角色,不仅要在研发前沿技术上持续投入,还要推动技术应用和市场拓展。四是建立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支撑体系,包括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为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等。
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既要坚持发展公平与安全降碳,走符合国情、能情的碳减排道路,也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各方共同释放碳中和的巨大合作潜力。一方面,算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账。中国人均碳排放与欧盟、日本接近,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关键位置,部分碳排放是通过国际贸易“隐形转移”的。因此,在核算碳排放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以更加公平地评估中国的降碳责任。另一方面,把握降碳机遇促进国际合作。中国正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通过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能源效率等措施,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解绑”。这既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促进碳中和多边合作,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全球能源治理格局,中国可以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身降碳能力;同时,也可以分享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黑色发展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其本质在于对资源的无度开采与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无视未来,只顾眼前。这是典型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主要资源生态指标持续恶化,形成了显著的生态赤字。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模式则秉持着“既满足当代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原则,追求的是“不吃祖宗饭,不造子孙孽”。这是典型的生态平衡型发展模式,遵循自然资产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逻辑,确保主要资源生态指标基本平衡,体现了中期主义的深思熟虑与长远规划。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升级版,正是针对黑色发展模式的弊端而提出的,倡导的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意味着通过持续投资生态,使主要资源生态指标得以持续增加或改善,从而实现“生态盈余”。这种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长期主义逻辑,这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
同志曾经高瞻远瞩地设想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定位,即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步入21世纪,中国追求的是一条科学发展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的创新道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与绿色相得益彰的崛起;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全面性与绿色性深度融合的现代化;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繁荣交相辉映、互为支撑的复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既体现在绿色智慧的创新上,也体现在绿色理念的传播上,这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正如习指出,“中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持续作出中国贡献”。中国同各国携手,将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打造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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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