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火竞技首页

「学思平治」辛向阳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工业新文明
发布时间:2026-04-12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构建了以军事侵略、市场操纵、产业链控制和文化渗透为核心的 “工业殖民主义”体系,通过不平等的产业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深度剥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抵御 “工业殖民主义” 奠定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不断突破西方技术封锁与市场壁垒,尤其在加入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构建了以军事侵略、市场操纵、产业链控制和文化渗透为核心的 “工业殖民主义”体系,通过不平等的产业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深度剥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抵御 “工业殖民主义” 奠定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不断突破西方技术封锁与市场壁垒,尤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新时代以来,中国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巩固完整工业体系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技术自主、绿色转型与价值链跃升,积极引领全球产业合作与公平秩序构建。中国以国家整体实力对冲西方的工业霸权力量,推动全球工业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仅夯实了自身工业基础,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信心与路径,在打破西方 “工业殖民主义”体系的同时,创造了人类工业新文明。

  习指出: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纵观世界现代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现代工业的发展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一国尤其是大国要实现现代化转型,无不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为核心支撑。 虽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催生了辉煌的工业文明,但是由于其内在逻辑是以维护资本利益为核心,因此逐渐演化为以军事侵略、市场操纵、产业链控制和文化渗透为特征的 “工业殖民主义”,系统性地剥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权。与之相对,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工业发展的独立自主与自立自强,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成功突破了西方 “工业殖民主义” 的围堵与压制,重塑了全球工业秩序,创造了人类工业新文明。

  “工业殖民主义”是指西方国家通过军事侵略、市场操纵、产业链控制和文化渗透手段,依托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市场规则,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和原料供给的依附性地位,从而攫取超额利润。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蒸汽机的改进、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和交通运输的革新,西方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奠定了现代工业化的物质基础。这一进程并非单纯的技术繁荣,而是在资本逐利逻辑主导下,通过扩张性生产体系与全球贸易网络,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固化,逐步构建起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全球工业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长期性、体系化和全球性的剥削手段,严重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自主权,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历史证明: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倾销纺织品和强制收购原棉,摧毁了印度纺织业,使其工业产值由世界领先跌至不足4%;在战争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强行倾销工业品并持续输入,导致手工业衰败,白银外流,产业体系遭到破坏。这些事实表明,“工业殖民主义” 通过制度化掠夺和结构性压制,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被动依附地位。揭示 “工业殖民主义” 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后果,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代国际工业竞争的历史性根源,更为探索以平等、公正、合作、共赢为原则的新型全球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

  第一,工业殖民主义以军事侵略为直接手段,通过暴力征服和强制统治剥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控制权与经济自主权,使其在全球工业体系中被动沦为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后,不仅率先实现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规模化,还依靠蒸汽动力推动了武器装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的现代化,其军事实力获得历史性跃升。这种 “工业-军事” 结合的力量,使殖民战争往往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军事侵略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军事优势为攫取机制制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强制开放港口、设定低关税、确立治外法权和赔款制度,发展中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宗主国的侵略轨道。在战争中,英国凭借蒸汽动力军舰和先进火炮轻易击败清军,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不仅割让香港岛和开放五口通商,还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 由此对中国开启了工业殖民。在这一进程中,军事侵略与经济剥夺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嵌合。军事暴力为资本开路,条约体制将军事胜利成果制度化,经济掠夺则依托制度稳定为长期收益。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揭示了这种逻辑: “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凭借坚船利炮和雇佣军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逐步控制印度的政治与经济,一方面强制原棉收购,另一方面大量倾销英国纺织品,摧毁了印度传统手工业。马克思在评论这一过程时尖锐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 可以说,军事侵略不仅是“工业殖民主义”的前奏,更是其根本支柱,它通过武力征服确立了可延续的剥削机制,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工业体系中长期处于原料供给和市场依附的地位。

  第二,工业殖民主义以市场操纵为关键手段,通过控制商品定价权、贸易规则与资本流向,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循环中长期处于资金与资源外流的被动局面,从而固化其经济依附并加剧其结构性失衡。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在 “最龌龊的贪欲” 驱使下完成的。资本积累不仅依赖生产领域,也通过交换领域的制度操纵实现利润再分配。市场是体现资本支配权力的重要领域:其一,商品定价权的控制是市场操纵最直观的表现。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凭借蒸汽机驱动的纺织工业,以远超殖民地手工业的效率实现了低成本生产。依托武力打开市场后,英国通过低价倾销纺织品和高价收购原棉制造出 “剪刀差”,使印度手工业迅速崩溃,这导致印度大量财富外流。 马克思指出:“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廉价商品在此并非自由竞争的产物,而是 “工业殖民主义” 操纵市场、重塑国际分工的武器。其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与制度安排掌控贸易规则,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主权与政策自主权。依靠强制固定低关税、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制度化的 “规则性权力”。例如,暹罗(泰国)在1855年签订的 《鲍林条约》以低关税和最惠国条款取代王室专卖,这导致其外贸结构迅速单一化,工业丧失了发展空间。制度性锁定机制使发展中国家失去政策调控工具与“学习期”,只能长期处于被剥削的阶段。其三,资本流向的操纵进一步加剧经济依附。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殖民时期的资本输出,如铁路和港口的修建,在表面上便利交通,实则服务于原料外运与商品倾销。这种资本流动并未促进本土工业化, 反而使殖民地经济更加单一化。当今时代,跨国资本更是凭借金融霸权掌控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世界银行国际债务数据库显示,截至2020年底,82个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公共外债结构中,商业债权人(主要为西方金融机构)占比40%,多边债权人占比 34%。发展中国家陷入“利润外流-债务依赖”的恶性循环,严重压缩了本土产业升级的空间。

  第三,工业殖民主义以产业链控制为重要途径,通过掌握关键环节与高附加值领域,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限制其产业升级并固化其依附性发展地位。 资本不仅追求空间扩张,更通过生产链条的层级化来确保核心环节与高附加值领域的占有权,从而将外围国家锁定在价值链的底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中心-依附” 结构维系运转,中心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技术壁垒和金融规则将外围国家锁定在原料输出和低附加值环节,使其在全球分工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这一逻辑在工业殖民主义初期表现为宗主国的暴力掠夺和强行垄断,在当代全球化体系中则转变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与标准体系的控制。其一,产业链控制的核心是高附加值环节的垄断。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19年的报告,全球制造业高附加值的70%以上集中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仍主要停留在初级加工与原料供应环节。这种 “微笑曲线” 结构表明,研发、设计、标准制定与品牌环节利润丰厚,处于中低端的代工制造与原料供应环节利润极低。以非洲为例,尽管其在全球能源转型矿产供应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其出口产品中大部分为未经深度加工的初级原料,这导致非洲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低端锁定困局”。产业链控制是现代工业殖民主义的重要形式。 其二,产业链控制往往伴随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制度性壁垒。这种壁垒并非单纯的经济竞争结果,而是资本在全球扩张过程中将技术优势制度化、法律化的必然产物,其本质是通过排他性规则将知识与创新转化为持续的垄断收益。这种 “垄断地位”在当今全球经济中主要体现为对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的控制。其三,产业链控制的制度化表现是通过贸易协定、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的塑造,进一步固化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底端的地位。例如,欧盟在碳边境调节机制(CABM)下,将环境标准嵌入贸易规则,迫使大量依赖资源密集型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承担额外成本,难以享受绿色技术的溢出效应。这种 “绿色保护主义” 实际上是产业链控制的延伸,以标准和制度为工具,将高附加值环节牢牢锁定在发达国家。

  第四,工业殖民主义以文化渗透为重要方式,通过价值观渗透、消费模式塑造和舆论体系控制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与制度自信,使其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上逐步陷入依附与被动。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意味着,文化并非中立的精神形态,而是与物质生产和权力结构紧密相连。当资本主义依托工业殖民主义扩张全球版图时,文化渗透便成为维护其支配格局的核心工具。其一,价值观渗透是工业殖民主义使用的重要方式。殖民国家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往往以 “文明开化”“现代化”的名义, 将自身的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强加于殖民地。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这种“文明化” 背后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摧毁与替代。其二,文化渗透还体现为消费模式的重塑。工业殖民主义不仅在物质上掠夺资源,还通过广告、品牌与商品文化的传播,引导殖民地人口形成依附性的消费心理。19世纪英国通过在印度和非洲大量倾销纺织品,不仅摧毁了当地的传统手工业,还逐渐塑造了“英制布匹=文明与时尚” 的观念。工业殖民主义的这种消费观重构,使殖民地社会逐步失去对自主生活方式的掌控,形成 “文化依赖-经济依附” 的恶性循环。其三,舆论体系的控制是文化渗透最隐蔽且深层的方式。殖民当局不仅掌控新闻出版和审查制度,还通过媒体塑造话语体系。这导致殖民地知识分子被迫在殖民话语体系中寻求表达,进一步削弱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进入当代,工业殖民主义的文化渗透方式进一步转型,表现为 “文化全球化” 的新型依附机制。西方主导的影视、音乐、互联网平台和消费品牌,凭借强大的资本与传播能力,持续塑造全球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不平衡的文化流通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产业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其社会心理与价值认同不断被西方主导的文化符号重塑,为西方工业殖民主义控制发展中国家大开方便之门。

  马克思指出:“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在以工业殖民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工业秩序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突破这一秩序为根本目标,坚持以工业独立自主为发展导向,依托自力更生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不断突破技术封锁与市场壁垒,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体系配套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实现技术自主可控、绿色低碳转型与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物质层面提升了国家经济自主性与产业安全,更在全球层面推动了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格局,重塑了由工业殖民主义主导的国际工业秩序。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突破外部封锁,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根本上提升了国家经济自主性与产业安全,为有效抵御和突破工业殖民主义的技术封锁与市场垄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和封锁的国际环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其技术优势和制度安排,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实施全面遏制和技术封锁,妄图阻断中国的自主工业化道路。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推动西欧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 (COCOM),对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战略物资出口限制,这一举措使中国在严密封锁下被迫依赖自身力量推进工业化。指出, “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 ,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工业化必须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本方针。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在苏联援助和自身努力下建设项目156项,涵盖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基础性产业。这些项目的建设奠基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续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中国通过制度性安排强化了工业化的自主性与协调性。一方面, 国家对外贸实行严格管控,避免被西方资本操纵价格和市场;另一方面,国家对科研资源高度集中,优先攻克关键技术。例如,在 “两弹一星” 研制过程中,尽管缺乏西方技术支持,中国依靠自力更生,于 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突破了工业殖民主义 “技术封锁-产业依附” 逻辑。正如后来评价的那样,“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

  第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在更深层次融入全球化的同时,持续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与市场壁垒,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托国家战略引导与全民广泛参与,成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既完成了制造业的积累,又实现了通信、电力、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体系化建设,从而为提升产业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和打破“工业殖民主义” 锁定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依靠技术优势和制度安排,对社会主义中国保持遏制态势。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这揭示了在限制环境下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的必然性。面对外部封锁,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外资与先进技术,坚持国家战略引导,推动工业化进程。中国通过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加快了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业化提供了物质支撑。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在巩固和发挥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优势的基础上,着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通过共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产业合作体系,积极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工业秩序,在实践中不断打破 “工业殖民主义” 的结构性束缚。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技术垄断、规则主导和金融霸权试图遏制中国工业化进程。例如,美国多次通过 “实体清单”“出口管制” 等手段限制中国在半导体、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自主发展。习深刻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技术自主的根本路径,也明确了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打破西方封锁的方向性要求。可以说,新时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为应对 “卡脖子” 风险,中国制定并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规划,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数控机床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这为中国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方向指引。新时代,中国工业化不仅着眼于国内结构优化,还主动谋划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中高端跃升。事实证明, 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是一条科学正确的 “康庄大道”。

  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工业新文明,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道路,开辟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更在实践中不断突破和粉碎西方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构筑的 “工业殖民主义” 藩篱。

  新质生产力既是人类工业新文明的重要支撑,也是人类工业新文明的突出标识。习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新质生产力” 之“新”, 绝非传统生产力在量上的简单扩张,而是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引领,以知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为核心支撑,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跃升为标志的质变。

  新质生产力凸显了人类工业新文明的“创新质优”特征,其动能主要来自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不断应用,推动生产力由量变走向质变。一是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新质生产力要素不仅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还包括数据、知识、技术和组织等,新质生产力要素的流动和互动在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被深度激活。通过破除要素壁垒和强化协同配置,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推动形成了系统性的创新合力。二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迭代升级。劳动者从体力型、技能型向创新型、复合型转型,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创造者。智能化生产工具、数字化基础设施、算法与虚拟空间的广泛应用使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断拓展至数据、生物基因、新材料等新领域。三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依托智能化制造、数字化服务和绿色低碳体系的融合发展,推动了产业链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嵌入生产环节,催生了智能工厂和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通过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和构建 “技术突破-产业应用”闭环,中国不断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推动生产力由“量的扩张”走向“质的跃升”。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升级,能够加速从 “制造” 到 “创造” 的跃迁。

  习指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在原有工业基础上简单增加环保装置,而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思想,通过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革新,阔步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绿色生态化的工业发展理念。其一,理念构建。工业新文明不仅追求经济增长,更强调价值创造的质量与可持续性,主张生产力革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增殖。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化石能源、实行 “先污染后治理”,中国注重“空间内循环”“结构性减量”,在产业布局、技术选择、资源配置中统筹生态与经济效益,强调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 。其二,价值观革新。中国式现代化以 “天人合一” 理念更新工业伦理,强调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并重,将生态利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 ,将绿色红线嵌入工业政策、投资导向和技术创新源头,预防环境破坏,增强发展可持续性。其三,技术与创新导向。西方工业化以化石能源的驱动, 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循环经济多为事后介入。中国将绿色技术置于优先位置,推动制造业清洁化、智能化、低碳化与生态化,把 “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在能源结构、工业流程、产品设计中嵌入绿色标准,使绿色生态化的工业发展理念线.绿色生态化的工业发展制度。其一,国家主导的绿色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依托制度优势,通过顶层设计将绿色发展目标嵌入国家战略中,形成国家引领、省市协同、行业参与的立体化制度框架。不同于西方补偿性环保,中国以绿色标准、排放约束、资源税费等制度机制系统治理生态问题,规避资本逐利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二,生产组织制度创新。中国通过“绿色制造工程”“智能工厂建设”等,将低碳环保标准制度化、硬性化,推动生产全过程循环化与智能化,建立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通过依托研发平台、财政税收与标准引导,强化绿色技术渗透与转化,能够夯实绿色发展的技术与制度基础。其三,环境治理制度系统性构建。中国构建了“多元共治”格局,“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通过环保法、排污许可、生态红线等,形成了“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全链条法治体系。

  3.绿色生态化的工业发展技术。其一,在能源供给方式上,实现了从高碳到低碳再到零碳的历史性跨越。光伏、 风电、氢能、储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使中国形成了多元互补、柔性高效的能源体系,逐步摆脱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助推中国能源开发由 “量的扩张” 实现了向“质的变革”转型。其二,在生产方式上,推动了 “数字-智能-绿色”的一体化转型。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与先进制造的结合,生产环节实现精准管控与循环利用,把绿色效益直接内嵌技术流程,这标志着工业文明从以往“外在约束型环保”迈向“内生驱动型绿色化”。其三, 在全球技术扩散与合作上, 中国以绿色技术为纽带,推动形成开放共享的低碳发展共同体。不同于西方以专利壁垒和绿色标准霸权维系利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将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等成果推广到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 这表明绿色技术不仅是中国国内发展的支点,也是全球绿色工业文明普惠共享的公共产品。

  习强调:“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在全球领域,我国主张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工业新文明,不仅突破了西方工业殖民主义的封锁与垄断,更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全球工业贸易体系的公平与包容。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成功实现了自主工业化,还将其成果向全世界广泛分享,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合作、技术进步与贸易公平中获得实惠。

  1.打破西方 “工业殖民主义”,构建更加平等的贸易规则体系。其一,在规则治理层面,中国反对单边主义和制度霸权,主张通过完善多边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以 “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保障全球南方的技术发展权与贸易公平权。其二,在规则价值导向层面,中国突破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将公平、绿色、共享纳入制度框架。 在数字贸易、绿色低碳产业与技术标准制定中,中国提出 “数字丝绸之路”和“绿色贸易”倡议,推动技术互惠与标准兼容,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产业链升级。其三,在制度执行机制层面,中国反对强制仲裁和投资争端机制的单边约束,主张通过协商与合作机制,确保制度运行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2.破除依附性发展,构建互利共生的全球产业链。其一,完善产业体系,打破依附性困境。纵观人类文明史,许多依附性发展中国家因陷入“工业化早期陷阱”,难以由原料供给者转型为制造与创新主体,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的垂直划分固化了这种不平等。中国依托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优化、技术迭代能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摆脱了西方主导的链条依赖,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其二,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链升级。中国坚持新发展理念,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领域形成新能源汽车、光伏、5G等具有引领力的全球产业链集群,为推动全球工业格局由单向依附向互利共生转变作出了大国应有的贡献。其三,构建合作共赢的机制。传统贸易规则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容易导致零和博弈与附庸性发展。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筑墙设垒” 和 “脱钩断链”,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技术转移平台、本地化制造体系,推动伙伴国产业升级,促进技术共享、产能合作、标准互认。

  3.推动价值分配革命,实现发展成果普遍共享的贸易生态。其一,国内层面。习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工业新文明以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为驱动,将高附加值制造业与绿色低碳产业融合,提升劳动者技术含量, 增加政府可分配资源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更广覆盖范围的分配公平。习强调: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中国通过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施差异化扶持,借助于数字化治理和大数据精准识别,实现资源“精准滴灌”,确保产业价值增量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可持续福利。其二,全球层面。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倡导多边互利共赢贸易规则,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与垄断标准。“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等,将高端制造、数字贸易、绿色技术纳入合作框架中,帮助伙伴国提升产业链地位、共享发展红利,打破西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升级、人才培养、园区共建等机会。

  习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工业新文明,根基在人民、动力在人民、成果归人民。人民的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推动创造了开放、包容、普惠的工业秩序,打破了 “工业殖民主义”的结构性锁定,开辟了由人民创造、人民共享的人类工业新文明。

  1.人类工业新文明把人民作为现代化的主体与目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深刻映射了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实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大规模的工业基础建设到当今信息化、智能化产业升级的跨越式发展,每一步跨越都源自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技术攻关、制度创新与组织协同,把分散的个体能力汇聚为发展生产力的时代合力,推动中国工业化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成就的背后凝聚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血与智慧,他们通过原始创新、集成攻关与工艺迭代,使中国在高铁、5G、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工业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资本主义依赖资本逻辑与殖民掠夺,在工业化进程中不仅漠视甚至压迫劳动者,还将人异化为控和驯化的 “单向度的人”,使人的主体性与创造力被消解,沦为资本积累的附庸。中国式现代化则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转化为生产制度优势与产业动能,从而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新道路。

  2.人类工业新文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上升为价值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既是 “物质文明和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工业新文明对“人”的尊重与激发,与西方工业文明造成的人的工具化与异化,形成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消费与制度装置把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距离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越来越远。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把人民主体性落实到产业组织与规则供给之中,以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创新型中小企业等多层次主体为载体,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平台,以自主可控、开放协同的 “技术-产业” 生态为牵引,不断优化劳动者的技能结构、提升组织能力与协同效率,把人的全面发展镶嵌为工业新文明的内在目标。由此,工业化不再是对人的牺牲与抽空,而是以人为本、由人驱动、为了人的系统工程,这使现代化成果真正由人民创造、由人民共享。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工业新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工业道路的复制,而是在不断突破外部封锁、打破工业殖民主义的结构性锁定中,依靠中国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性将先进生产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创造了面向未来、可持续、可共享的人类工业新文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工业现代化中国方案。

  【作者: 辛向阳、石钛文。其中辛向阳系 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新华网、央视频、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等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旗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农村工作通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发展观察》《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国际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清华管理评论》《文化软实力研究》《审计观察》《国资报告》《企业管理》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申请入会、学思平治、为党献策、四中全会、读懂十五五、文化强国、党建阅读、智库、好书推荐、核心期刊、干部培训、免费赠书、直播、新书报送、期刊报送等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