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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各国与美国: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之争
发布时间:2026-02-26
 中东地区政策的转变,美国的因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安全议题,将地缘政治手段运用到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行为中,已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这也给美国带来掌控中东地区相当大的优势。  但由于非军事能力的严重退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强化“唐罗主义”,中东各国也清晰的意识到,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极高。而经济上,美国又因为油气出口复苏,和中东各国形成了实际上的竞争关系。因此中东各国有着很强的对冲风险的意识。 

  中东地区政策的转变,美国的因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安全议题,将地缘政治手段运用到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行为中,已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这也给美国带来掌控中东地区相当大的优势。

  但由于非军事能力的严重退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强化“唐罗主义”,中东各国也清晰的意识到,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极高。而经济上,美国又因为油气出口复苏,和中东各国形成了实际上的竞争关系。因此中东各国有着很强的对冲风险的意识。

  或许他们在安全议题上依旧高度依赖美国,但是在经济领域则越发体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这一特点很大程度上,又促使当地在更快的程度上,加深对地缘经济的偏好。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以及与中东贸易往来的深化,因此有必要了解中东地区各国的政治变化趋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将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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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中东因其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一直以来都是各类型人类文明的交汇点。也因如此,从地理因素分析,中东拥有独一无二的经贸价值。

  无论是古代史上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或蒙古帝国,还是近代史上的西欧列强,或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它们为争夺中东的控制权,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或进行政治博弈。

  因此,经历血与火反复洗礼的中东国家,将政治多元化和重商主义刻入了文化基因之中。而本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使得其在历史上是四战之地,这也意味着该地区拥有无与伦比的安全价值。

  所以,同时具备经贸和安全双重价值的中东地区在国际博弈日益激烈的当下,重要性毋庸置疑。

  同时,中东地区和中国关系也源远流长。无论是过去的“丝绸之路”,还是如今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国从古至今,从未缺席过中东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外贸易需求的激增,也对如何认识中东的复杂性提出了深刻的新要求。如何认知中东地区对商贸和安全层面的不同需求,显然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中东地区到底需要怎样的地区发展方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到底平衡点在哪里,以及中东各国的真实需求,值得被认真探讨。特别是随着世界的不安加剧,安全议题是无法回避的。

  本文将基于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先于安全承诺的大背景,分析中东各国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偏好。思考中东地区的发展特点,无疑对政策制定有着现实意义。

  从政治传统来说,中东各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贸易来源上寻求多元化,特别是近些年来强化对华贸易。在布朗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中东简报》(Middle East Brief)第166期(2025年11月)上,布朗迪斯大学克朗中东研究中心(Crown Center)纳德尔·哈比比(Nader Habibi)教授对中东各国的地缘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应对措施,做了深刻的阐述。

  作者认为,中东和北非(MENA)各国在过去二十年间,已将其战略重心从地缘政治竞争转向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经济需求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伴随着中国作为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崛起。

  在中东国家战略重心的转变的历程中,中国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在不附加安全联盟或政治条件的情况下,中国提供大规模贸易、能源采购和基础设施项目。这强化了中东各国战略调整的趋势,使经济发展取代了竞争和对抗。这种范式转化对地缘政治进行了再平衡。虽然本地区国家始终期望中国安全问题上做出新的贡献。

  如图表1(Figure A)显示,经统计,中东的石油出口国是中国在本地区最大的进口伙伴。如图表2(Figure B)显示,在2005年至2024年间,中国对大多数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商品出口显著增长。自2013年中国启动“一带一路”倡议的10年间,中国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出口平均每年增长5%。如表格1(Table1)显示,到2023年,中国在12个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或第二。

  与大众认知有所偏差的是,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合作呈现下降趋势。而与中东地区其它国家的合作持续升高。

  过去25年间,中国出口产品从以轻型消费电子产品等低技术或中技术产品为主,转向以5G移动通信设备、汽车和制造业等先进产品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欧洲和美国主导着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而进入21世纪,中国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已超越美国和欧洲。如表2(Table 2)所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贸活动分为两类:a)外国直接投资;b)建筑服务合同。投资涉及部分或全部所有权,而服务合同不会导致所有权转移给中国企业。

  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筑合同在投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2005年至2024年间,中国仅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就签订了超过1350亿美元的服务合同,而投资额却不足300亿美元。这当中的原因有二:首先,中东和北非地区政治动荡和冲突风险较高。其次,许多中东国家对外国投资,特别是石油和采矿等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实施了严格的限制。

  研究特别提到,即使是像以色列和那些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海合会成员国,也更加重视地缘经济的灵活性。他们将中国视为一个可靠的经济伙伴。中国回报要求极低,这与西方投资和联盟所附加的条件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在中东经贸中份额增加,也恰逢中东地区的近五年来,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沙特阿拉伯、埃及、摩洛哥、阿联酋,甚至以色列,都在与中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与俄罗斯)扩大经济和外交关系的同时,维持着与美国的战略关系。这体现了中东地区国家,对自身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考虑。

  中东地区各国政府从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的转变,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为不坐视自身的中东利益受损,美国对中国也开展了反制。这种反制始于2010年代初。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以色列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持容忍态度。但在2019年,美国就中国企业参与海法港升级和维护一事向以色列发出警告,并威胁要停止美国第六舰队对该港口的定期访问。美国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申克尔(David Schenker)于2020年12月再次就中国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发出强烈警告。

  此外,阿联酋也收到了类似的警告。美国称其对中国跨国公司和科技公司华为的依赖可能导致先进武器销售(如F-35战斗机)暂停。但所有这些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都得到了拓展,并且依然稳固。这显示本地区国家坚定的选择地缘经济作为对冲美国地缘政治手段的反冲。

  之后,美国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承认中国的经济关注度,并更加重视地缘经济优先事项。比如,为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美国也推出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这也是美国政府在适应地缘经济发挥更大作用的举措。

  在未来,美国会在1)寻求与中国争夺商业机会;2)与选择性遏制中国与部分中东国家的交往之间摇摆不定。新兴的地缘经济机遇也使得美国加大力度,以缓解现有紧张局势,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冲突风险。这可以通过特朗普政府目前加大在中东的商业推广看到迹象。

  最后,作者也认为美国在中东依旧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中国缺乏在中东地区的安全能力,如果中美爆发更大规模的对峙,美国有可能试图切断中东对中国的石油供应。

  美国官方对此中东各国分散风险的举措自然十分清楚。针对中东各国对华贸易的趋势,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下属的中东广播网(MBS)在2025年12月17日做了专门报道。

  文章认为,海湾国家没有放弃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而是通过与中国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来分散风险。2024年,中国与中东和北非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将增至4807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约80%,是美国与这些国家贸易额的2.5倍以上。2025年的前10个月,中国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贸易额达到4148亿美元。

  该国对美国的依附极强。2024年,以色列与美国的贸易额比与中国的贸易额高出140亿美元。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投资从五年前的413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527亿美元。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仅为25亿美元。

  从2020年至2024年间,中伊两国贸易额增长近80%,超过540亿美元。这相当于同期美伊贸易额的5倍多。作为回报,伊拉克及其邻国越来越依赖中国提供从发电、制造业到建筑业等重型基础设施。例如,上海电气在伊拉克东部建设的2.3吉瓦瓦西特电厂(Wasit power plant),如今已成为伊拉克国家电网的关键支柱。

  自2020年以来,阿联酋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一倍多,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近1020亿美元,几乎是2024年阿联酋与美国贸易额的三倍。

  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也是中东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受益者,自2021年以来已承接了93个“一带一路”项目。

  可以说,中东各国通过分散风险的方式,实现对美关系的再平衡。但客观的说,美国在中东各国的安全政策方面依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地缘经济带来的冲击,短期内并不能撼动美国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上的牢固地位。而这在美国和伊朗两国近期的对峙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如果说,以色列是西方文明在中东的“桥头堡”;那么实际上,伊朗则扮演了美国在中东的“邪恶桥头堡”。伊朗作为什叶派的大本营,在台面上几十年来高举反美大旗。然而,2025年12月底开始的伊朗全国抗议活动和随后的美伊紧张对峙,则向世人揭示了它对美国控制中东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伊朗街头抗议活动期间,特朗普政府展现了干涉的高姿态。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月11日报道,特朗普计划在1月13日,听取有关应对伊朗抗议活动的简报。会上将讨论的方案包括加强网上的势力、对伊朗军事和民用目标部署秘密网络武器、对伊朗当局实施更多制裁以及进行军事打击。特朗普不断展示美国的可能干涉的高姿态,是典型的边缘政策。事实上,这给了伊朗当局强力街头抗议的完美理由,反而有利于伊朗当局对内维持统治。

  而特朗普干涉的高姿态,主要的受众其实是中东各国。这让惧怕出现大规模战乱的中东各国受惊不已。《华尔街日报》在1月13日的报道中引述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阿曼和卡塔尔私下向白宫表示,试图推翻伊朗政权会扰乱石油市场,最终损害美国经济。他们最担心的是此举在其国内引发的强烈反弹。沙特当局甚至指示当地媒体限制对活动的报道和支持,以避免伊朗的报复。从中不难看出,中东各国相当于默许伊朗对街头抗议的武力。特朗普通过人为制造战争气氛,很好的调动了中东各国敏感的安全神经。

  眼见中东各国不敢忤逆自己,特朗普政府选择徐徐图之。于是外界看到,中东盟友的“劝诫”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一向乖张的特朗普突然变得“十分听劝”。2026年1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时告诉记者:“我们被告知伊朗的杀戮已经停止——真的已经停止了。”而当被问及是否排除军事行动,他说:“我们会观察事态。”。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暂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转而开始不断压榨其地缘安全价值。

  作为右翼财阀喉舌《华尔街日报》此时公开呼吁特朗普“要坚决点”。在1月16日的社论中,该报表示:“它(伊朗)想继续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社论提醒特朗普,“帮助伊朗人民结束这个政权,才是真正正确的方向,这不仅能让美国更安全,也能让世界更安全。”右翼财阀很显然希望特朗普政府尽快控制住中东局面,并通过打击伊朗树立威信。

  而此时“戏精附体”的特朗普依旧不选择军事行动。据《》1月17日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已被指示制定人员配备计划,以便在“未来一个月”内提供全天候的高级别支持。这样保持引而不发的态度,很显然让美国成为可控的外力,为伊朗当局尽快压制国内抗议活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这意味着,美伊实际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战略默契。他们都希望在中东地区制造可控但是有威胁的地缘危机,来转移两国国内激烈的国内矛盾。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提高其它国家的不安情绪和额外风险。

  鉴于如此高的战争风险,《彭博社》在1月30日的报道中指出,希腊航运部于1月27日和29日向当地船东协会发出公告,指示船东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靠近阿联酋和阿曼航行。美伊两国将事关世界能源安全的波斯湾,作为两国可以向全世界讨要好处的要挟。虽然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而特朗普和伊朗当局的“双簧”,并没有瞒过外人。《华尔街日报》在2月2日的社论中表示:“但关键问题是,双方还有什么可以谈的?”。文章认为,即便伊朗当局愿意在核燃料浓缩问题上做出让步,其意义也远不如之前那么重大。所以其结论就是,“特朗普先生已经创造了机会,现在正是他抓住机遇的时刻。”从中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选择和伊朗当局进行的战略配合,甚至引发了美国右翼的不满。

  然而,特朗普希望压榨地缘政治红利的逻辑并不难猜测。在美伊对峙期激烈的1月底到2月初,美国同时对以色列和沙特军售进行了大额军售。

  美国出售给以色列的军备为:1)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及相关设备(19.8亿美元);2)AH-64E阿帕奇直升机及相关设备(38亿美元);3)“纳梅尔”装甲运兵车动力组件(不含变速器)及相关设备(7.4亿美元);4)AW119Kx轻型通用直升机及相关设备(1.5亿美元)。

  美国出售给沙特的军备为:1)“爱国者”先进能力-3导弹段增强型导弹及相关设备(90亿美元);2)F-15战斗机维护及相关设备(30亿美元)。

  很显然提高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才能够让美国获得稳定的经济利益,也能将地区盟友捆绑到自己的安全牢笼之中。特朗普政府之前在格陵兰岛的套路,再次用在了伊朗问题上:凭空制造地缘危机,震慑潜在对手;同时贩卖焦虑,通过军售或泛安全协议收割盟友。只不过在中东地区,有伊朗这种愿意充当对手的国家,自然效果更明显。而国内问题严重的伊朗,也愿意制造一个可控的域外敌人,维持其政权稳固。这才是美伊在中东的荒诞关系,一个敌对但能合作的对手关系。

  需要达成这种默契,美伊两国需要足够通畅的沟通机制。而事实上,伊朗高层和美国有着远超外界认知的交流深度。埃默里大学的校报《埃默里之轮》(The Emory Wheel)在1月24日发布了一则公告则为外界打开了了解之窗。

  埃默里大学医学院院长桑德拉·王(Sandra Wong)在一封发给医学院教职工的电子邮件中宣布,法蒂玛·阿尔德希尔-拉里贾尼(Fatemeh Ardeshir-Larijani)已不再是该大学的雇员。法蒂玛·阿尔德希尔-拉里贾尼此前是该医学院血液学和肿瘤内科系的助理教授。

  她也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的女儿。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负责伊朗国防的机构。2025年8月,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批准拉里贾尼担任该委员会秘书,并代表哈梅内伊在委员会任职。巧合的是,在2026年1月15日,美国政府刚刚对阿里·拉里贾尼实施制裁,理由是他公开支持伊朗抗议活动。

  以反美面目示人的伊朗当局的高官,私下让女儿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那么有理由相信伊朗高层与美国的联系恐远比外界了解的要深得多。双方对彼此的真实意图并不存在误判可能。而目前美国长期维持对伊高压,虽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发动军事打击,但能给伊朗控制国内的理由。

  在美伊随后的谈判中,双方的默契体现得极为明显。据《路透社》2月6日报道,美伊官员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Muscat)举行谈判。会上伊朗官员将伊朗的导弹排除出谈判,并表示其浓缩铀的权利应得到承认。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在2月6日签署行政命令,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从伊朗购买商品的国家征收25%的进口关税。同时制裁与伊朗石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贸易有关的15个实体和14艘影子船队船只。很显然双方虽然在谈判,但是美伊双方有意在让紧张局势可控且延续,且都不希望短期内解决此事。而美伊对峙之中的地缘安全和经济风险,则转嫁给中东各国以及域外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双方的把戏也并不高明。《华尔街日报》在其2月6日的社论中直白的表示:“伊朗并没有认真考虑达成协议。”社论认为,阿曼外交部长评价美伊会谈,有助于“确定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而不是取得进展。文章对此表示:“但如果会谈就这样开始了,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美伊在中东的长期对峙,自然对中东各国的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转型造成了巨大阻碍。《彭博社》在1月30日的一篇分析中表示,在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后,美国一直扮演着核心角色——有时是调解人,有时是参战方。

  美国如此行为自然也有负面影响。文章援引阿拉伯晴雨表2022年的民意调查称,在接受调查的中东和北非九个国家中,有八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比对美国更积极。

  但是美国强化地缘政治议题也有明确的效果。比如说,阿布扎比主要的人工智能公司G42原本严重依赖中国硬件,同时与华为等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G42终止了许多此类合作关系。2024年4月,该公司宣布获得微软15亿美元的投资,使其未来的发展与美国技术紧密相连。这也是施加地缘政治压力,干扰正常经济活动的直接证据。

  不过,中东国家也希望中国发挥一定作用。迪拜学者兼评论员阿卜杜勒哈利克·阿卜杜拉(Abdulkhaleq Abdulla)表示:“我们目前更倾向于美国,但如果中国能带来一些好事,那也无妨。”

  如果把视线再次转移回美伊对峙,则发现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中,以色列和伊朗的同时存在,对美国取得对中东各国的控制至关重要。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沃尔特·罗素·米德教授(Walter Russell Mead)2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写道:“沙特阿拉伯曾认真考虑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今却又转而抨击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他认为原因有三:首先,是以色列对伊朗成功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多哈空袭哈马斯证明它能够打击海湾国家;其次,沙特正在寻求社会稳固和宗教保守派的支持;最后,沙特疏远以色列也是出于和阿联酋的矛盾。

  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利益优先,所以阿拉伯人可以不考虑以色列,通过私下谈判获取武器和技术。因此他的结论是,只要松散的逊尼派联盟存在,以色列就难以融入中东。

  那么为了在中东构建稳定的权力关系,美国需要三个要素:1)强干涉意愿的美国;2)充当正面帮手、亲西方的以色列;3)充当负面“敌手”、脆弱但和阿拉伯国家格格不入的伊朗。

  毫无疑问,有着福音派基本盘的特朗普政府有着很强的干涉意愿;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极为紧密;而伊朗正通过目前和特朗普政府的互动,正在体现其“邪恶桥头堡”的价值。这也能解释,美伊之间为何暧昧不清。只要控制好这种关系,伊朗实质性成为美国控制中东的另一把“利刃”。即便未来伊朗发生政权更迭,只要其国内利益集团愿意接受这一身份,则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收割中东各国的叙事将不会改变。

  要厘清中东各国需要怎样的发展范式,则需要了解其现阶段的政策选择。伊拉克无疑是个很好的案例。

  《大西洋理事会》在1月26日发文分析了伊拉克的外交现实。文章认为,为了进行政策对冲,伊拉克选择在贸易、能源和电信领域与中国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而在金融、安全和外交方面则仍然高度依赖美国。

  首先,美国在伊拉克依旧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2024年4月访问美国期间,伊拉克总理·希亚·苏达尼(Mohammed Shia al-Sudani)在休斯顿会见了石油公司高管。2025年10月,埃克森美孚签署协议,重返伊拉克市场,运营巴士拉的马季努恩油田。从中不难看出,伊拉克与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美国能源公司达成的交易,反映出占伊拉克主导地位的什叶派政治阶层认识到,过度依赖中国会带来政治反弹和经济脆弱性的风险。尤其是在美国加大力度遏制中国之际。

  其次,伊拉克对美国有稳固的安全需求。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打击“国”的行动以及更广泛的国防需求方面,都依赖美国的情报、装备和训练。F-16战斗机和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等先进系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关系。

  最后,伊拉克在金融上高度依赖美国。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需要先进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而伊拉克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Iraq)则定期从中提取资金。因此,伊拉克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仍然与美国金融体系以及美国的监管紧密相连。任何对这种关系的破坏——例如制裁或审批延迟——都可能引发伊拉克脆弱经济的流动性危机。这是美国对伊拉克实施控制的最核心一环。

  但即便如此,美国依旧十分担忧中国在伊拉克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中方的市场份额的扩大意味着美国企业生存空间的萎缩,也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显著削弱,而这种削弱绝非象征性的。

  文章认为,这产生了一个悖论:伊拉克仍然依赖美国的保护,但同时也日益融入中国的商业体系。除了制裁和强制手段外,美国已丧失了大部分非军事影响力。部分原因是多年来与伊拉克的接触时断时续。除非美国扩大其经济参与,否则其影响力将继续削弱。同时,对于大多数什叶派精英而言,中国而非美国才是他们更倾向的长期合作伙伴。中国的文化推广、发展模式和宣传引起了许多伊拉克人的共鸣。

  此外,缺乏非军事能力使得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不断与伊拉克的国情脱节。文章认为,快速的城市化、高出生率和低收入使得伊拉克家庭依赖廉价进口商品。中国往往是唯一可行的供应国。

  可以看到,进行地缘政治的对冲是中东各国的习惯。在新阶段,中东国家希望政策选择更具灵活性。这在沙特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的“人类愿景”平台(Vision of Humanity)在2026年2月4日的一份分析中指出,沙特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十分密切。2016年至2020年间,沙特的大部分先进武器都来自美国,包括大量采购制导武器。沙特境内设有五个美军基地,这凸显了其安全依赖的现状。

  而在联合国大会上,沙特阿拉伯的倾向日益与中国趋同。在抽样的30项决议中,中沙投票一致的有22次,而与美国一致的仅有3次。这表明中沙正在形成一种政治团结,或者至少是一种外交上的务实主义。

  在未来经济发展上,中东地区也体现了务实性。《中东事务委员会》(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在2026年1月28日的一篇分析中对海合会(GCC)各国的贸易网络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首先,海合会各国在贸易政策的整体上,采取平衡策略。尽管在经济多元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海合会仍在寻求油气出口与后石油产业之间,以及东西方贸易伙伴之间的平衡。

  其次,海合会各国在贸易伙伴选择上,“东升西降”的趋势十分明显。如图表3.2(Figure 3.2)所示,欧洲曾是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在2014年达到顶峰,并在2020年后趋于稳定。海合会对美国的出口长期以来则一直处于低位,自2012年以来随着美国国内油气生产的大规模复苏而持续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角色。印度是海合会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比2000年增长了4倍。它也是海合会日益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在2021年超过了美国。但海合会对印度仍然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

  当然,海合会各国与中国的成长更为显著。如图表3.1(Figure 3.1)所示,2019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如图表3.2(Figure 3.2)所示,2020年,中国又超越欧元区成为海合会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最后,海合会各国持续注重石油发展。海合会目前的出口仍然以碳氢化合物为主。如图5(Figure 5)所示,尽管能源价格波动剧烈,但海湾地区的出口量却异常稳定。阿联酋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到2027年将产能提高到500万桶/日。分析认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石油产量不仅在中期内可能保持在2024年的水平附近或以上,而且用于液化天然气和国内消费的非伴生气产量也将大幅增长,尤其是在卡塔尔。

  1. 重新思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海合会各国的大部分油气出口都以美元计价。这些美元用于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和从美国进口商品,包括美国武器。此外,海合会各国通过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继续与美国经济和政策紧密相连。

  而这一关系也正在受到挑战。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日益不明朗、美国经济危机和美元波动的前景、对美国军火贸易的不满、美国挑起贸易战的迫近威胁,以及美国和欧洲对海合会各国日益下降的重要性。

  重新调整经济关系。海合会各国长期以来,力图摆脱对油气的依赖,而且还希望通过区域和全球贸易一体化实现贸易关系的多元化。海合会已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新加坡、巴基斯坦、韩国和新西兰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

  值得瞩目的是,在2026年5月将举行的东盟-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三方峰会上,中国和海合会同意加快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与此同时,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启动了双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3. 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沙特阿美与中国签署了一项以人民币结算的石油协议;卡塔尔于2015年成为首个启动人民币清算中心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中国于2023年首次从阿联酋购买了以人民币计价的液化天然气。

  在美国经济和货币不确定性日益加剧,以及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的背景下,部分海合会国家的贸易从美元转向本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如今随着全球地缘冲突的加剧,中东各国面临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平衡的课题。任何对外开展经贸的国家,都必须思考如何在有充足安全保障情况下,完成经贸活动。因此,必须要严肃对待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客观上,美国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上最强的力量。凭借自身地缘政治的优势,保持常态化的力量存在,美国威慑了中东各国,使其不得不接受现实。

  但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实践“唐罗主义”,中东各国显然会回忆起西方殖民者在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贸易。而社会的进步,使得人类社会也不允许再出现一个殖民帝国。

  与此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正在滥用地缘政治实力,同时又在油气出口上与中东各国构成了直接竞争,双方在经贸上存在天然的不信任。而特朗普政府和伊朗当局的“双簧”则更加证实了其对中东的掌控欲极强,这势必引发中东各国的深层次担忧。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以地缘政治换取地缘经济好处的手段,必然在不久的将来遇到极大的阻力。

  对海外利益不断拓展的中国来说,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理应审视中东各国的诉求。特别是在中东地区从地缘政治偏好,转向优先考虑地缘经济的当下,提供商贸合作的同时,也有必要思考如何及时有效的维护自身在当地的合法利益。

  地缘经济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在地缘策略思考下,结合安全政策的产物。中东地区虽然希望引入其它力量平衡美国在中东的影响,但很显然特朗普政府对任何外来者充满敌意。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地区安全风险高,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设施和人员,对紧急事态的应处能力必然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