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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岚 等 |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收入差距变化与包容性发展
发布时间:2026-02-04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公平”能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考察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政策实施后,相较于非试点地区的家庭,试点地区家庭的收入差距将显著降低。进一步探究其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扩张,推动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公平”能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考察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政策实施后,相较于非试点地区的家庭,试点地区家庭的收入差距将显著降低。进一步探究其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扩张,推动收入分布向更加均衡的方向演进,实现包容性增长。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政策通过提升城市网络普及率和数字创新能力发挥收入再分配效应。此外,从动态视角看,该政策增强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帮助其突破“贫困陷阱”。在城市层面,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失业规模,体现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善。研究结果为弥合数字接入鸿沟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启示。

  作者:杨岚,西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副教授;周亚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莘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新基建”的有力支撑。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21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发布《“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高速泛在、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近年来,中国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抓手,重点推进4G与5G基站规模化部署。然而,前期基站建设存在显著的区域失衡问题——东西部数字化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城乡“数字接入鸿沟”日益凸显。这种空间非均衡特征不仅制约了数字经济红利的全民共享,更与“机会公平”的发展理念形成冲突。为此,中国进一步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补贴与地方配套资金联动机制,重点破解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覆盖瓶颈。该政策以“普惠导向”重构基础设施布局,旨在通过持续性财政支持策略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从“规模扩张”向“包容性增长”转型,最终实现发展机会的均等化配置。在政策推动下,截至2024年底,中国5G网络建设深度覆盖,5G基站数量达到425.1万个,5G基站占移动电线%。

  然而,在高速扩张的背后,一个亟待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公平”是否能进一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均衡发展红利?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接入鸿沟的弥合,究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均衡器”,还是加剧分化的“加速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能否实现包容性增长,并进一步支撑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目标。若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而未能有效覆盖低收入群体,将难以实现通过弥合数字接入鸿沟来提升社会整体福祉的政策初衷。

  回顾现有研究,关于数字基础设施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既有文献多集中于传统数字基础设施,重点分析互联网和通信网络如何影响收入差距,而对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当前主要关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产业结构升级、出口贸易升级、劳动力需求、地区经济韧性和产业链韧性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应,欠缺对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分析。

  基于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和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利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这一重要普惠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方法,系统考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且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成立。进一步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分析显示,该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扩张,推动收入分布向更加均衡的方向演进,实现包容性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城市网络普及率和数字创新能力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然后,本文从动态视角出发,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考察政策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该政策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概率,有助于其突破“贫困陷阱”。最后,本文在城市层面检验该政策的就业效应,结果显示该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失业规模。

  第一,较为系统地评估“电信普遍服务”试点这一重要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在收入分配视角的政策效果。“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是近年来极为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高度肯定了该政策的作用。但受限于试点名单未完全公开,既有研究未能对该重要政策进行政策评估。本文科研团队获取工业与信息化部提供的政策全周期试点城市名录,基于这一宝贵的数据资源,填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对该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第三,融合静态与动态视角,对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静态视角下,考察了政策如何影响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探究政策能否降低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动态视角下,重点探究政策是否能提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帮助低收入家庭摆脱“贫困陷阱”。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政策背景介绍;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实证模型和变量构建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展示基准回归结果和相关检验;第五部分为拓展性分析,包含收入分配效应分析、机制分析、收入流动性分析等。最后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过去的十多年,中国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2015年12月,财政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试点工作重点在于提升信号覆盖水平,通过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建设4G和5G基站,优化重点场景,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和应用,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6年1月,首批试点城市名单公布;同年6月,第二批试点城市确定;此后,2017—2024年间,每年均有新增试点城市。通过促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该政策有效地改善了中国原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保障了各地区居民使用数字基础设施的“机会公平”。政策实施前,中国基站建设呈现东部沿海地区整体水平较高的特征;而在该政策期内,中西部地区得到了大幅提升,推动全国整体建设水平趋于均衡,有效弥合了区域间的数字接入鸿沟。

  在政策框架上,“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与过去其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定位、实施方式和政策强度上均存在本质区别。例如,与2013年提出的“宽带中国”战略相比,“宽带中国”作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侧重于制定宽带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方向,更多是一项指导性发展蓝图,缺乏具体的财政支持和执行机制。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具有明确实施路径和财政保障的政策工具,通过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补偿机制,并以长期中央财政资金为引导,“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更具操作性和持续性,真正起到了弥补市场失灵、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均衡布局的关键作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的试点地区确定是由各地市人民政府自由申报,试点地区的确定更多地取决于申报时各地区承诺的建设计划,与当地的其他经济特征无关,本文认为“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接近于准实验(Quasi-experiment)。

  关于数字基础设施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既有研究集中在传统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互联网和通信网络。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提升数字化水平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指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扩大城乡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国内的研究结论也莫衷一是。其中,刘晓光等、韩长根和张力、程名望和张家平、孙文杰和严文沁都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之相反,贺娅萍和徐康宁却发现互联网的普及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此外,陈文和吴赢和李繁繁的研究都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呈现出“倒U型”特征。针对具体政策,部分学者对“宽带中国”试点进行了政策效果评估。例如,金晓彤和路越指出该政策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但加剧了城乡差距;刘成杰等、方福前等、Zhang和Wen和唐礼智等基于DID模型,研究发现该政策促进了代际流动与社会公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对其经济效应的关注逐渐增强。然而,关于其收入分配效应的系统研究仍较为有限,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向:一是理论探讨方面,刘儒等从理论角度梳理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是宏观经济层面的实证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例如,郭凯明等与胡明和邵学峰都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其中,郭凯明等运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索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胡明和邵学峰构建动态递推CGE模型,研究发现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劳动报酬占比提升和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冯正强和于佳惠探究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出口贸易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规模扩大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三是微观企业层面或城市层面的实证分析,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链韧性、企业劳动需求、城市经济韧性和工业技术效率。其中,孙伟增和郭冬梅、钞小静等都使用中国地级市层面每万人4G基站数表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分别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劳动力总需求和产业链韧性的影响。蔺鹏和孟娜娜基于城市群面板数据,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及空间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工业技术效率提升机制显著促进了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增长,但却抑制了工业技术进步。钞小静和薛志欣和程广斌等都考察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本文基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探究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家庭,c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为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标,本文选择采用Kakwani指数。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征该家庭所在城市c在t年是否为试点城市,若为试点城市,取值为1,反之,则为0。

  0,表示相比于非试点地区家庭,政策实施后试点地区家庭的Kakwani指数有更大幅度下降,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得到缓解。反之,若

  关于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以往文献多数采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等度量。这些指数为地区层面指标,难以反映不同个体面对的收入差距变化。而在刻画微观层面的收入差距方面,当前研究中主要指标包括Yitzhaki指数和Kakwani指数。这两个指数将各受访个体与参照群组中比其收入高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以得出个体面临的收入不平等。本文使用Kakwani指数来衡量家庭间的收入差距。相比于Yitzhaki指数,该指数满足无量纲性和正规化的特性,更便于进行实证分析。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使用Yitzhaki指数进行检验。Kakwani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令Y代表样本容量为n的群组,将群组中所有样本的收入水平按升序排序,获得该群组的总体收入分布

  ,将每个个体与群组内其他个体逐一进行比较,j个体和i个体的收入差距可表示为:

  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百分比。Kakwan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至1。该指数越小,个体与群组内其他个体的收入差距越低。参照既有文献的做法,将区县内所有家庭视为一个群组,测算每个家庭在区县内的Kakwani指数。

  参考既有文献,本文控制了户主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户主层面,控制了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婚姻状况、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层面,控制了家庭规模、家庭男性劳动力占比、家庭健康状况、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表1展示了相关变量定义与测算方式。

  表2呈现了基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展示的是未纳入控制变量,仅对家庭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加以控制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双重差分项前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在(1)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双重差分项前的系数依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具体而言,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政策实施后,试点地区家庭的Kakwani指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家庭显著降低了0.019。为评估这一效应的经济重要性,我们将其与样本内Kakwani指数的均值(0.423)进行比较,计算得出相对降幅约为4.5%。因此,该政策能显著降低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该结果从实证层面揭示,弥合数字接入鸿沟是促进收入公平和助推包容性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为相关政策的设计与评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2)截距项和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由于篇幅原因,进行了省略。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实施前,试点地区家庭和非试点地区家庭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相同。但由于平行趋势假定本质上是一种反事实假设,无法直接检验,只能通过检验事前趋势(Pre-treatment Trends)是否具有相似性以提供间接支持。本文参考Jacobson等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检验:

  其中,k表示政策实施前后的相应年份,若k0,则表示政策实施前第k期,若k0,表示政策实施后第k期,k=0时表示政策实施当年。本文以政策实施前一年(k=-1)为基期以避免完全共线性。

  表示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实施前一年相比,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内家庭收入差距的差异。若政策前的回归系数显著异于0,则表明存在事前趋势。图1展示了政策实施前后各时间段双重差分项的估计系数及其90%置信区间。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各期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其置信区间均包含零,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未呈现显著的事前趋势。政策实施后,估计系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且在实施当期、实施后一年及两年内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表明政策对缓解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1.放松“同质性处理效应”假设:异质性处理效应稳健估计量(HTE-Robust Estimators)。

  近年来,理论文献发现,多期DID因可能存在处理效应异质性,采用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估计偏误。为此,本文采用Liu等提出的插补估计量估计异质性处理效应稳健估计量,使用自助抽样法计算标准误,以确保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在此,进行了500次的自助抽样。表3中第一列显示了估计结果,核心被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并且显著性从5%提升到1%,表明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同时,本文也使用该方法重新进行了事前趋势检验,图2中呈现了基于该方法的各期回归系数和置信区间,图中柱状表示该政策处理期接受处理的样本个数。如图所示,在异质性处理效应稳健估计量下,同样未呈现出事前趋势,并且政策发生后三期呈现出更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正如政策背景所述,试点地区的遴选主要依据各城市提交的建设计划,而非地区基本经济特征。然而,一个谨慎的担忧是,在试点选取过程中可能存在对欠发达地区的倾向性选择——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地区,可能更易被选为政策试点。为缓解潜在选择偏差,本文控制了两个潜在政策选择变量:政策实施前(2013—2015年间)各城市人均生产总值的均值对数和年均建设的基站数量均值。各城市人均生产总值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每年建设的基站数量则是基于OpenCelliD世界上最大的基站信息开源平台整理得到,该网站上公布了全球所有通信基站位置信息数据和成立时间。因此我们获取所有位于中国地区的基站数据,并基于经纬度匹配了中国城市信息,最后进行城市层面建设基站数量的汇总。为使控制变量具有时变特性,将其分别与年份进行交乘。如表3第(2)列所示,在纳入上述政策选择变量与年份的交乘项后,Treat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同时期“宽带中国”政策也在城市层面实施,这将可能干扰本文实证结果,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双重差分交互项Treat2,该变量的定义为若家庭所在城市当年为“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则取值为1,反之为0。表3中第(3)列结果显示,考虑该政策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仍然显著影响家庭间收入差距,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没有呈现出显著影响。该结果印证了相较于战略层面的政策蓝图,具备明确实施机制与财政支持的落地型政策更能在微观层面产生实质性的分配效应和包容性成果。

  首先,变更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方式,使用Yitzhaki指数替换Kakwani指数。Yitzhak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前文已验证“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在缓解家庭间收入差距方面的显著作用,本部分将进一步对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拓展性分析。并考察该政策是否能在动态层面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概率;最后,从城市层面检验政策对就业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家庭的Kakwani指数,表明政策在整体上促进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Kakwani指数的下降本质上体现了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对变化,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相对提升,或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受到一定抑制,或两者皆有之。为进一步揭示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具体是何种情形,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在5%至95%的分位点上以10%为间隔分别估计处理变量对家庭收入的对数(lnfincome)的影响,以全面分析处理效应在整个收入分布上的异质性。实证模型如下:

  图3展示了各分位的估计系数及置信区间。可以看到,在0.35分位及以下,政策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策实施有效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总收入。因此,政策显著改善了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体现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应具备的普惠价值。在中等收入群体(0.35至0.75分位)中,政策效应整体仍为正,但系数幅度明显减小,部分分位点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表明政策对该群体的收入改善作用较为有限。在高收入群体(0.85分位及以上)中,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接近于0且不显著,揭示政策在该群体中可能未能带来收入提升。综上,政策呈现出典型的“底层提升、顶层约束”特征:一方面,显著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包容性增长;另一方面,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扩张,体现出明显的再分配属性。这一现象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普惠性,它通过缓解数字接入鸿沟,有效释放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最底层群体的普惠潜力和温和的再分配效果。

  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本文关注的核心分布统计量包括基尼系数(Gini)、90—10分位数差(Range)和方差(Variance)三个常用的收入离散度指标,RIF的计算方法参考Firpo等。表4报告了RIF回归的估计结果,显示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家庭间收入的90—10分位数差、基尼系数和方差,进一步印证了政策在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有效性。该发现与前文分位数回归的结论高度一致,即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扩张,推动整体收入分布向更加公平的方向演化,从而实现了收入再分配目标。这一结果也为基准回归中观察到的Kakwani指数下降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支持。

  本文认为,该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网络普及率和激发数字创新能力,进而降低收入不平等。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改善网络接入条件,降低上网成本和技术门槛,使更多地区和群体能够接入互联网,尤其是偏远和欠发达地区,从而显著提升整体网络普及率。更高的网络普及率不仅降低信息获取和交易成本,还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就业信息、个体能力提升和创业资源获取机会,增强其参与数字经济的能力,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已有研究也表明,互联网普及在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激发城市创新。传统交通基础设施主要促进物理空间的要素流动,但知识和技术的溢出仍受地理距离等因素制约。相比之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高速网络和信息平台,降低了企业生产和管理成本,激发其增加了对创新的投入。同时,数字基础设施的搭建降低了信息费用,使企业更容易获得创新所需的知识和信息。这不仅可能提升企业在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中的质量与效率,也强化了城市创新体系的活力。而这些创新则可能通过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调整,为中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从而实现更广泛的包容性增长。为进行机制分析,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为机制变量,本文使用城市总关键数字技术专利授权量的对数(lntech)测度城市数字创新水平,使用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对数(lninternet)测度城市网络普及水平。其中,关键数字技术专利的测算方式,是利用专利申请与授权数据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文件筛选出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并将其汇总到城市层面。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来源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城市科学技术支出的对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以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度量)、城市财政状况(计算方式: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城市人力资本(以普通城市高等学校数量的对数度量)。同时,模型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表5展示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城市关键数字技术专利授权量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表明该政策确实通过推动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和城市互联网普及,为其在收入分配上的改善效应提供了路径支持。

  基准回归中Kakwani指数是收入差距的静态指标。但若该政策仅缩小静态收入差距,而无法打破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陷阱”(即长期滞留在低分位组),则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因此,本部分将进一步探究该政策是否能在动态上改善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提高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概率从而跳出“贫困陷阱”。具体而言,本文参照徐舒等,使用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将每年的家庭总收入按四分位数划分为4个等级:低收入组、次低收入组、较高收入组、高收入组,以考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上一期(t-1期)收入排序在当期(t期)变动情况的影响,即探究政策如何作用于收入流动性。表6报告了根据有序Probit模型计算的平均边际效应。第(1)列和(2)列分别表示上期不同收入排序的组别当前收入排序为最低收入组和次低收入组的概率。从结果来看,相比于最低收入组,政策与上期收入组别交互项的边际效应均为正且显著,说明试点政策增加了高收入组向低收入组流动的可能性。同时,随着目标收入组从最低收入组变为次低收入组,边际效应的数值明显减小。第(3)列和第(4)列分别为不同收入水平流动到较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概率,可以看到,边际效应都为负效应,表示相对于最低收入组,该试点政策降低了较高收入排序组进入高收入组或者保持较高收入排序的概率。总结而言,相比于最低收入组,其他组别进入最低收入和次低收入的概率更大,同时,其他组别进入最高收入和次高收入的概率更小。因此,政策实施显著增加了最低收入组向上流动的机会,同时降低了高收入组固化的可能性,提升了整体收入流动性,有助于打破“贫困陷阱”,最终对降低收入不平等和促进共同富裕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2)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

  最后,本文进行政策在城市层面的就业效应分析。低收入群体中往往包含了大量处于失业或就业不稳定状态的个体。政策若真正惠及了该群体,还可能间接改善其就业状况。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该政策是否具有促进就业、降低城市失业人数的作用,以评估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政策效果。具体而言,本文将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的对数(lnunemploy)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城市层面回归,实证模型为:

  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与模型(7)中控制变量一致。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政策实施后,相比于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显著降低,表明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不仅体现在收入层面,也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善上,进一步印证了该政策在推动社会公平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的积极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在促进包容性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对促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公平”如何影响收入公平仍缺乏系统分析。本文基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交错双重差分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普惠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家庭的收入差距,该结论在事前趋势检验和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低收入分位家庭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扩张,推动收入分布向更为均衡的方向演进,实现共同富裕。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政策通过提升城市网络普及率和数字创新能力发挥收入再分配效应。此外,从动态视角看,该政策显著增强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帮助其突破“贫困陷阱”。在城市层面,政策有效降低了城市失业规模,推动劳动力市场结构优化。

  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普惠布局,优先覆盖经济欠发达地区和数字鸿沟显著区域。未来应持续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全力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确保数字红利能够更加公平地惠及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进而推动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享发展机遇。

  第二,强化数字赋能与创新驱动。在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需综合运用政策激励、税收优惠以及人才培养等多种手段,形成政策合力。具体而言,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扶持政策,激励企业积极引入数字技术,加速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成本,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通过这些举措,推动数字技术在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全面提升城市数字化水平和数字创新能力,进而有效增强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促进社会公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配套实施就业促进与技能提升政策,注重对低收入群体的数字能力支持。虽然低收入家庭在信息获取、数字工具使用等方面存在天然劣势,更易受到数字不平等的影响,但也是政策效果最显著的受益群体。因此,应针对性地开展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数字素养培训和技能普及活动,引导他们更有效地接入并利用数字资源,切实提升政策的覆盖面和实际效能,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更好地造福广大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