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重庆涪陵人,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民商法研究。
[摘要]个人数据交易场域中权属界定模糊、主体地位失衡以及定价标准和收益分配机制缺位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障碍。第三方数据信托机制作为数据治理领域的创新举措,基于“三权分置”的产权结构框架,构建适配数据要素特性的新型流通范式。个人数据信托在数据收集和流转阶段对数据资源与数据产品作出区分,厘清各阶段数据增值的劳动贡献,对个人数据的收益作出“事先协商+法定补充”的复合型分配设计,并以证券化的方式助力数据要素从资源到资产的实现。个人数据信托需构建运行机制做保障,包括设定受托机构准入门槛、定期审查以及事后惩罚性赔偿制度等。
现代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进步与应用,对市场的运作模式和竞争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为数据,早在2020年4月,中央、国务院就已经明确地把数据定义为新兴的生产要素,数据交易也愈发频繁。2023年,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2.8%,较上年提升1.3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市场蓬勃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关键支撑和重要动力。然而实践中个人数据的流通仍存在数据权利归属不明、交易主体地位不平衡、数据资产价格不定、收益分配规则不清等问题,数据交易的安全及效率亟待提高。在此背景下,旨在确立数据产权制度,完善数据交易与收益分配,促进数据流通的新政策应运而生。
2022年12月发布的《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对数据产权制度作出具有突破性进展的规定,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通过“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和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渠道”来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促进数据要素的交易与流通。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被视为关键资源。为了推动数据的流通和有效配置,最理想的方式是通过私主体之间的数据交易来激发市场的竞争。“数据二十条”给出了数据交易的顶层设计。基于“三权分置”这一原则性规定,本文采用数据信托框架,深入探讨个人数据交易的具体策略以及交易主体间的收益分配和参与途径,以更好地促进个人数据流通,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数据具有稀缺性、可支配性、价值性及非竞争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彰显了其财产属性之本质,也决定了其流通的必然。实践中数据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印证了数据的财产价值,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个人数据财产确权及权利归属争议。《个人信息保护法》倾向于保护个人数据中所附的人格权益,但对其中的财产权益归属未做明确规定。学界对于如何保护该种财产权益众说纷纭,有学者主张数据确权保护模式的“财产规则”并无必要,对个人数据只用“责任规则”保护即可,即无须事先向个人数据主体确权,赋予其事后责任追偿机制保障。亦有学者明确提出构建个人数据所有权制度,根据数据在形成过程中贡献程度的不同,分别赋予作为来源者的个人和作为处理者的企业所有权与用益权,或是直接将私人数据财产权归于数据控制者。
科斯定理指出,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对理性人的决策及行为的影响,明晰的产权是交易的前提。个人数据权属涉及多方利益,多个参与数据交易的主体在不同阶段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且个人数据亦涉及个人隐私,除经济效率之外,还应考虑公共领域的个人隐私保护。现有法律及政策法规对个人数据财产权属性的模糊与缺位,使得数据交易主体获得数据收益及保护的期待陷入不确定中,数据交易积极性将大大降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个人数据的流通。
目前,个人数据交易在终端上主要表现为数据主体以个人数据作为交换,同意数据处理者获取、储存和使用个人数据,从而可以享受数字商品或服务。“知情—同意”规则作为传统赋权模式在实践中已难以实现对个人数据主体的保护,实践中个人数据泄露案件频发。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SDK)为例,截至2025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通报了46批,内容包括违规、超范围收集以及不规范使用个人数据等。问题的症结在于:首先,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个人数据主体的意思自治难以保障。一方面,数据控制者所提供的数据收集与使用政策篇幅较长,专业术语较多,阅读时间较长且具有理解难度,大多数数据主体不会仔细阅读或觉得难以理解而直接点击同意。另一方面,即便个人数据主体意识到风险,也可能因为要享受服务而无力拒绝平台收集其个人数据的行为。其次,尽管法律赋予了个人数据主体增强其在“知情—同意”后对数据管理的被遗忘权、可携带权等,但相较于数据控制者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已经收集到的个人数据,个人数据主体处于相关知识的专业性以及权利意识的缺乏,多数处于不知情的状态,难以实现对后续行为的监督。最后,即使数据主体意识到其个人数据权益被侵犯,其维权面临着举证困难、具体损失难以准确计算等“交易成本”的阻挠。某种程度上,“告知—同意”的存在价值仅在于便于数据控制者的免责。因资金、技术、规模等实力不同,个人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双方对个人数据的收集、流转与控制等掌握程度不对称,数据交易中个人数据主体处于弱势地位,个人权利保护存在较大隐患。
数据要素市场化是数字经济的客观要求,完备的数据价格体系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重要基础。2021年,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及要鼓励市场主体探索数据定价,完善数据定价体系。由于数据的固有虚拟性、快速的生产过程、较低的复制成本以及高度的信息弹性,市场在对数据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时面临诸多挑战。而个人数据交易过程中的数据权属不定和数据安全性保护不足等问题更加剧了数据定价难题。理论界对数据定价问题的讨论多体现为以数据分类为基础,分类标准包括以数据的不同场景类型为基础,结合成本、收益以及市场确定数据定价,以及基于数据生命周期和数据价值链进行定价等。但对于数据定价问题中的“交易规范不清”“操作难”等问题,理论界实际上并未明确阐明。
在传统财产法“一物一权”的配置下,一般先确定财产权属,再通过交易、管理及处分产生收益,最后依据产权归属分配利益。然而由于数据权属的不透明以及能够反复利用的特殊属性,上述收益分配方式无法直接利用。《数据安全法》第19条对数据交易作出了宏观的指示,但并不涉及数据交易过程中具体的收益分配方案,甚至个人数据交易过程中的多方获益主体亦未明晰,致使个人数据主体行使收益权时遇到阻碍。“数据二十条”对促进数据收益合理分配提出了要求,但具体应当如何做好数据收益分配,在保障个人数据隐私与安全的同时发挥数据财富要素价值未有细致规定。
实践中,个人数据主体当然地贡献着个人数据,互联网平台企业等数据控制者将数据作为私有资产,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个人用户等数据来源者权益。提供“原材料”的个人用户并未从数据利用上分得收入,逐渐使个人在数字社会被边缘化。长此以往,将形成资产分配上的收益鸿沟,催化数据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数据信托最早以“信息受托人”bwin官网模式在美国提出。2016年,巴尔金教授指出数据控制者对于个人数据主体有着类似于医生、律师和会计师与客户之间的特殊信任关系,即使没有明确承诺,前者作为信息受托人也有义务不去泄露个人信息,数据控制者也应如此。即巴尔金“信息受托人”实质是通过向数据控制者科以信义义务的方式保障个人数据隐私。随着研究的深入,信息受托人模式受到质疑,其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凸显,批评观点认为该模式无法解决当受托人兼备数据控制者(营利主体)角色时,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双标市场利益冲突问题。2019年,西尔维·德拉克洛瓦教授与尼尔·劳伦斯教授在《“自下而上的”数据信托:扰乱“一刀切”的数据治理方法》一文中对数据信托模式进行解,提出在数据处理者与数据主体之间引入数据信托机构作为第三方主体,管理经个人数据主体委托授权的个人数据,信托机构代表数据主体与数据使用者进行谈判,维护数据主体的隐私、安全和利益。美国的信息受托人模式和英国的数据信托都主张以信义义务去规范数据控制者及处理者的行为。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第三方受托机构,区分信息受托人与数据控制者及处理者,避免了可能的利益冲突。
当前,数据信托这一个人数据保护模式并非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多个国家已出现相关实践以及立法工作。成立于2019年的德国Data Trustee公司以第三方数据信托机构介入的方式,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在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前提下高度透明地记录用户同意及其选择加入(例如哪些消费者允许哪些公司在哪些条件下使用他们的数据),解决企业面临的数字合规难题。德国TüV Rheinland公司作为中立的数据信托中介收集可信数据,在检查车辆数据的链接以及有关授权的背景下,协调车队运营商和司机之间的数据共享,将数据访问范围限制在制造商、车队运营商以及司机个人范围之内。在保护个人车辆数据合法合规使用的同时,使得企业与个人同时获益。2021年,韩国My Data业务启动,其模式主要表现为个人授权/撤回My Data运营商收集、存储、整合、使用数据,运营商向个人/数据使用者提供一站式查询和管理等服务。其中,My Data运营商作为数据受托人,通过保障个人数据主体的中心控制权利,使个人数据主体在面临对其数据的不当访问或利用时有能力随时撤回。My Data以高度透明的开放态度在组织、个人和社会之间分享个人数据,在保障个人数据主体权益时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优势。
澳大利亚政府2020年发布了《消费者数据权利规则》(Consumer Data Right,以下简称“CDR”),明确消费者对其个人数据享有权利,并允许消费者自行选择是否将消费数据披露给经官方认证的第三方供应商。CDR要求下的数据传输依托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的缩写)技术以电子和自动化方式完成。授权后的个人数据在第三方供应商之间共享,消费者仍享有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更正、删除、撤销等权利,供应商根据现有数据向消费者提供精准的产品参考数据以及比价服务。CDR规则最初应用于银行业,后逐步拓展至能源、电信及非银行信贷部门。
印度2023年8月通过了《2023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以下简称“DPDP”),2025年1月,《数字个人数据保护规则(草案)》[以下简称“《规则(草案)》”]发布,进一步细化了DPDP的实施细则。DPDP明确,处理个人数据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数据主体的同意或出于特定法律目的。数据受托人仅可在有效的合同下处理个人数据,其一般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来防止个人数据泄露,以及在数据泄露时及时通知、及时披露,在数据委托人撤回同意或者数据处理目的已实现时删除数据等。《规则(草案)》在“附表(三)”中进一步阐明社交媒体、在线游戏和电子商务三种服务中介机构作为数据受托人的相关规定。可见DPDP基本采用的是巴尔金的“信息受托人”理论,即以信义义务约束因提供数字服务而掌握大量个人数据信息的数据平台(数据控制者)。但DPDP中同时引入了“同意管理人”作为第三方主体。同意管理人需在数据保护委员会注册,通过某一透明且具有互操性的平台,帮助数据主体提供、管理、审查和撤销同意,对个人数据主体负责。在技术上可定位于“第三方数据处理中介”,但在法律责任上承担与“数据受托人”高度类似的义务,以此促进数据受托中“告知—同意”的标准化进程。
数据信托的域外实践及立法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政府主导,由国家公权力机关以颁布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引领社会企业共同推动数据信托实践的开展,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引导+监管”的实现模式。二是实践中普遍在数据信托的构建中引入第三方主体,在对个人数据主体“自下而上”的赋权背景之下,借助第三方机构实现对数据的合规处理或者对数据控制者/处理者进行监督。
在“数据二十条”所提出的数据要素市场构建中,数据信托模式有助于落实数据“三权分置”的权属配置,其透明化运行与信任优势有助于克服数据流通中的地位失衡缺陷。
原始数据的流通作为促进数据汇集以及生产数据产品的基础,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核心。保障数据资源持有人的权利,鼓励原始数据流通,对后续数据加工使用、生成数据产品等活动尤为关键。“数据二十条”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形成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运行机制。在“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下,个人数据主体作为数据资源持有主体提供原始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权属及收益是个人数据交易的关键考量。引入数据信托的目的不是为了回避数据确权,而是为了确保在数据产权的“三权分置”中,数据资源的持有权得到真正的实施。
数据信托的运行本质在于个人数据主体将其个人数据授权给第三方信托机构,信托机构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集体管理,包括进一步设计信托产品,最后将管理所得收益分配给利益相关人。在个人数据信托运转下,个人数据主体委托给信托机构的仅为其因持有个人数据进而享有的财产权利,无须明确个人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享有所有权等。在数据收集阶段,个人数据主体的授权委托要求信托运行机制应高度透明,赋予了个人数据主体足够的知情同意权。同时,信托机制要求对收集到的个人数据进行原始资源保护。个人数据信托结构协调了作为数据来源的个人数据主体与数据处理者、控制者之间的权利,能够帮助确立个人作为数据资源持有权的主体地位,促进结构性分置下数据的流动和数据商业化过程中权属关系的确认与利益调整,突破了权属界定难题。
数据信托结构有利于通过将双方主体的“单次博弈”转化为“长期博弈”。具体而言,在个人数据信托的交易结构中,第三方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享有长期的控制与管理权限,从而可以根据信托获得长期收益。在期待利益的激励下,数据受托人将不断与受托人和受益人进行协商,以此平衡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话语权不平等。除信托条款约定之外,信托的相关法律制度还要求数据信托受托机构遵守法律上的信义义务,相比于传统的赋权模式有着更为严格的责任义务内涵。除强调数据控制者的注意义务之外,还有忠实义务,即要求数据控制者将数据主体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禁止利益冲突。
个人数据信托结构允许数据主体高度掌握其个人数据流转情况,积极参与数据流通过程,监督保障自己的数据权益。数据主体的“集合效应”以及信托的长期收益促使数据主体作为整体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平衡二者的关系。法律规定的信义义务作为兜底规范对个人数据主体提供保护,以克服数据交易中个人数据主体的弱势地位局限。
我国法律未对个人数据信托机制作出明确规定,但在“数据二十条”中提出了“有序培育数据托管、风险评估等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政策指引。2023年,《湖北省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提及探索“数据信托”等个人数据受托新模式,遴选适宜主体开展个人数据受托试点。同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在电力数据应用领域,探索以数据信托模式开展数据授权、交易及收益分配。
2023年4月,全国首笔个人数据合规流转交易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完成。该交易的主要流程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以信托方式管理个人数据主体提供的简历数据,并联合数据处理者好活(贵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活公司”)进行数据治理、脱敏加密及简历估值。相应的“个人简历”数据包上架,有需要的单位可以自行向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购买。该笔交易中,好活公司作为中介获得相应的数据加工与处理费用;个人数据主体也因提供了原始个人数据而分配到一定比例的利润。该案例目前在我国法律数据权属界定尚未明确、数据权益规则缺乏体系的情况下,以第三方数据信托模式妥善解决数据权属归置以及收益分配问题。交易完全建立在个人用户知情且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数据主体可以期待授权数据的安全都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能够推动个人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该笔交易呈现出第三方数据信托模式在我国个人数据交易体系的合理与适配。当前,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积极研究个人数据信托的新模式。该模式允许原始数据持有人作为委托人指定运营方负责运营、生成数据产品。同时,由约定的第三方受托人负责对数据产品进行管理、使用与处分,最终将按合同约定在信托各当事人之间对数据产品交易产生的收益进行分配。
个人数据要素价值增值的实现依托“数据资源”到“数据产品”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将原有零散的、碎片化的个人数据进行汇集、整合,形成数据产品进行市场交易。数据产品的构建离不开原始数据资源,数据利用与流通的物质基础是个人数据主体提供的原始数据。区分数据资源与数据产品是对流通的数据要素进行定价的核心所在。
在个人数据信托的运行逻辑中,个人数据主体将其原始数据委托给受托人,完成原始数据的流转,受托人将数据进一步流转到筛选过的数据处理者,由数据处理者对数据进行二次开发,经相关技术处理之后形成数据产品,进一步在市场流通,如图1所示。在数据由资源到产品的环节,受托人的筛选、整合以及匿名化处理等高成本投入赋予了集合数据可控制、可量化的价值属性,使得其流转更为自由、便利与高效。
从“入托”到“出托”,数据信托框架使原始数据资源的获得、流通、加工以及数据控制与处理的可视化程度更高、更为透明,从而能够较好地区分数据资源与数据产品,助力数据分级分类与定价。
数据要素的定价机制将数据元素的价值和在市场上的贡献视为核心,它同时融合了场景、交易规定以及数字科技等多种元素,以制定对数据元素的估值和定价策略。数据收益不等同于原始数据本身价值,而是经流转后在使用中产生的收益。更确切地讲,数据劳动创造出新的价值,数据流转的不同阶段代表其投入了不同的劳动贡献,决定着不同的数据价值含量。因此,厘清不同阶段数据增值的劳动贡献对数据要素定价尤为关键。如前所述,数据信托的制度安排使个人数据在“入托”到“出托”的过程中成功实现数据资源与数据产品的区分界定,对应着信托的个人数据收集阶段与数据流转阶段,各阶段参与主体的贡献均可计算。在数据收集阶段,数据主体将个人数据委托给第三方信托机构,贡献出原始数据资源。在数据流转阶段,第三方信托机构自行或委托他人对个人数据作进一步处理后形成数据集合资源包,进而形成各类数据产品以供进一步利用与流转,其中的贡献则可根据技术、时间等劳动成本估值。
在整个流程中,每一数据产品的形成过程都具备高度透明度,第三方数据信托机构或是其他数据处理者的监督也使得个人数据所实现的数据增值背后的劳动贡献更易被厘清,便于对数据收集及价值进行判断,明确各阶段数据定价。
结合信托原理与金融科技,通过标准化设计提高数据资产价值和可交易性,是当前数据资产与证券融资的创新尝试,有助于探索数据要素证券化等数字产品,推动数据要素的更深度市场化配置。并非所有资产都能满足证券化的条件,资产证券化一方面要求底层资产产权明晰,另一方面则要求交易规范清晰,当前数据资产证券化探索面临着产权规范不明、交易机制缺失等问题。在数据产权“三权分置”下,个人数据信托运行中的层层授权明确和协调了数据来源者与数据处理者的关系,使得数据证券化过程中能够对权属关系与利益关系作出界定。具体而言,在信托结构模式下,数据主体在数据收集阶段作为委托人将数据委托给第三方信托机构。而后在数据脱离数据主体控制进入流通环节时,数据产品以集合的状态进入市场。此时数据处理者可将数据集合资源包作为数据要素,更进一步对数据作出证券化安排,数据产权基础不再是数据要素证券化的阻碍。同时,经处理后的数据证券产品不再承载或者是承载更少的个人敏感数据,可以更为放心、安全地实现数据用益权的授权和传递。
2023年3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其中有“新型资产服务信托”的兜底门类,为数据信托证券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数据信托这种创新的治理模式,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同时,其结构的严密性能够向市场参与者最大程度地开放产品相关的运行数据,同时也提供数据的查询、下载及批量处理的服务,为数据资产的证券化提供了可能。
在数据流转过程中,个人数据提供者和数据处理者均有贡献,但是有所差异。以贡献程度为基础,对数据收益进行分配。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个人数据收集阶段的既定利益分配;二是数据信托运行阶段数据产品所获收益的动态补偿。
当前主流模式是个人以免费数据换免费服务,数据控制者通过第三方渠道盈利或者以直接出售数据的方式获得收益,但不会将收益分配给作为数据源头的个人数据主体。原因在于,有观点认为数据财产的价值在于集合而非个体,单个的数据无财产价值,并且数据主体已经获得了作为对价的免费服务,不必向个人数据主体分配利益或支付对价。虽然当前个人数据权属并未经我国法律明确,但原始数据资源具有不可切割的人身依附性,涉及个人切身利益。数据交易涉及个人隐私安全问题,个人数据主体对其同意数据收集的担忧成本同时存在。并且,个人数据主体参与数据共享,以自己的数据获得收益,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人参与和人人受益的局面,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数据财产价值的分配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作为来源者的个人数据主体和数据处理者的利益共享。个人数据主体作为数据的最初持有者,应当获益。在数据收集阶段对既定的数据价值向个人数据主体进行收益分配有利于提高个人贡献数据、促进数据流通的积极性。“数据二十条”也为将原始数据提供者纳入数据要素收益主体、参与数据要素的收益分配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个人数据信托明确数据主体的主动授权地位,其透明度能够更好地明晰数据各项权属,促进个人数据的流通。
个人数据收益分配是系统的基础规制设计,与如何利用数据、各主体如何参与以及获益范围等均有关联,对数据流通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利益分配背后的逻辑是贡献度更高的主体享有更多收益。信托规定的受托人的公正义务可以帮助减少数据处理中的摩擦,灵活的价值分配结构能够更好地保障提供原始数据的个人数据主体行使知情权,并享有收益,进而利用信托所有的强有力的公平救济,弥补地位弱势,控制数据流转进程,更好地参与个人数据要素的流通利益分配。在原始数据既定利益分配之后,还应建立个人数据收益补偿机制,即在信托后续数据产品生成后的收益,仍可约定与个人数据主体共享,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同时,对数据控制者不当开发的衍生品可以信义义务规制,允许个人数据主体收回或者享受收益。数据信托在运行期间对衍生品利润进行动态补偿并不会侵犯或排除数据控制者的收益权,关键在于采纳恰当的机制以确保数据价值的公正分配目标得以实施。基于数据主体在创建数据价值方面的重要贡献,主张这些数据主体应当得到他们应得的经济利益,保障个人数据空间权益和数据资产的合法权益。
规范个人数据在信托框架下的交易与流通,首先应当明确个人数据的分级分类及其可信托范围,要求受托人为不同分类下的个人数据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及利用策略。个人数据信托的设立目的:在保障个人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更好地促进个人数据交易,便利数据流通。其关键在于回归数据交易本质,使得交易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和选择权。因而,对于个人数据信托的可信托范围,归根到底还应“还数于民”,由个人数据主体自行选择,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个人数据主体可对自身任意数据进行信托安排。尽管如何安排数据信托范围为个人意思自治下的选择,但出于当前数据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仍需作出一定指导,从宏观层面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以便于对数据市场缺乏了解的个人数据主体作出理性决策。
“数据二十条”中提出,要“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下,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和市场化流通交易”。数据分类存在多种维度和多种方法,例如按照数据资源存储的维度、对数据资源加工程度的维度、数据人身依附性以及隐私密切程度等,以及适用于不同场景,表明数据在存储、加工、应用等过程和场景中的复杂性。然而在数据信托运行逻辑下,个人数据可根据劳动贡献程度分为从个人数据主体处收集的原始数据与数据受托人汇集个人数据之后的其他数据衍生品。在宏观层面上,只对个人数据作出上述两种区分有意义且简洁有效。
“劳动即价值”,对于个人数据定价标准这一问题,应当根据信托运行的不同类别数据中的劳动贡献对数据作出不同的定价。2023年3月,珠海市香洲区数字金融中心与深圳数据交易所从数据本身以及数据价值挖掘的深度两方面共同对数据产品进行定价,提出了“基础数据价值+加工服务投入”的定价模式,解决了珠海公共数据报告产品市场化定价问题,完成闭环定价交易。
如前所述,根据个人数据信托产品运行逻辑,在数据信托中只区分与数据主体直接相关的个人数据以及经过规模化处理得出的数据及数据衍生品。数据价值实现是动态化的过程,将处于信托过程中的数据区分为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资源和作为产出物的数据产品,前者关注个人数据主体的贡献,后者则注重受托机构及其他数据处理者的劳动,更能够从宏观上反映数据的不同属性与价值,便于以此对数据进行估值定价。从数据价值生成的角度来看,数据衍生品是数据处理者在投入劳动力、智力、技术和资金进行规模化处理和加工的结果,包含更多的劳动贡献,因此一般应该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另外,数据资产的定价策略也应根据其在特定应用场景中的表现,动态地调整数据服务提供商购买数据包的价格。此外,随着数据信托的未来发展,国家对数据信托的监管将变得更加规范,个人数据交易价格将由受托人、数据服务提供商和市场监管者以及市场本身等多方共同决定。采用第三方引导与市场化议价相结合的定价策略,允许各种交易参与者通过深入的博弈来达成价格的共识。
根据数据信托的框架安排,数据信托将在所有三种数据信托合同情况下作为经典合同包运行:其一,从委托人/受益人处获取上游数据;其二,内部处理或外部获取基本专业服务;其三,向各种数据用户分发数据许可的下游销售。其中,在数据信托收集阶段,个人数据主体作为委托人可以与受托人进行协商,事先约定收益分配安排,同时,出于信托本身特性,双方权利义务也可做法定义务下“预备合同”的理解。在内部专业服务阶段,信托机构内部可作出其自有的安排。在下游数据包销售阶段,个人数据主体仍可根据相应数据收益安排分享收益。
数据信托旨在在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建立一种信托关系,使前者有义务根据信托的特定条款为后者的利益行事。对于条款内容,信托各方当事人之间是一种“有偿协商”的授权关系。在个人数据主体(即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并非当前的“知情—同意”的“选择—退出”模式,而是“选择—加入”之后利益共享的透明运转。
在个人数据收集阶段,个人数据主体将数据持有权益等给到受托人,二者均作出意思表示,为个人数据信托合同模式。此时,数据信托交易框架下,众多数据主体集合而产生的“长期信托收益”也使得受托人将考虑“长期博弈”的远期收益,个人数据主体因而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享有一种实质上的“自下而上的权利”,对个人数据享有更多的控制权,信托集体谈判的权力将加强受托人履行其作为中间人代表受益人利益的信义义务的能力。此外,第三方机构介入下的平等磋商更有利于数据保护,为数据保护中约定义务的设定提供了一种路径,避免当前数据收集隐私协议等格式合同存在僵化的问题,增强基准之上约定义务的灵活性。在这个过程中,数据主体可以就个人数据的价值及其可能因规模效应产生的衍生产品和额外收益进行预先商定,合理规划数据信托之后的收益分配,确保数据资产增值的利益根据委托人的意愿进行规划和分配。
数据信托的优势并不局限于为数据主体提供与数据控制者(受托人)协商的路径,更重要的优势在于其信托属性下有明确的法定义务作为“备用条款”给予基础保护。我国《信托法》第25条明确规定信托受托人应当为受益人(可为委托人)的利益忠诚、谨慎履责的义务,即“信义义务”,这种义务比“注意义务”繁重得多,其核心特性是不可减损的法定义务。同时,受益人明确是信托成立并生效的必要条件,受益人根据信托文件约定享受信托利益,其权益受法律严格保护。此外,信托纠纷案件明确适用受托人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要求受托人自行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谨慎”,以避免一些“可预见”的伤害。只要当事人双方宣称其信托关系成立,那么信托制度提供的一套标准条款就自动应用到双方的关系中。该种法定义务作为信托制度的“备用条款”,通过默认的法律框架保障个人数据的安全以及数据主体的收益权利,不仅减少了事前的谈判成本,也减少事后的监督、诉讼与执行成本。
单个的数据价值极其有限。“大数据”时代下,数据资产集合使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效应,促进数据要素的交易与流转。在数据信托的框架流转之中,数据衍生品以规模化的形式出现,经脱敏集合处理的数据天然作为数据资产包,便于对其做“标准化数据集”的交割,利于证券化处理。同时,利用“数据资产投资信托基金(DAITS)架构”安排实现数据资产收益。一方面,发挥数据信托融资功能,使得信托财产完成闭环,促进了资金的流转;另一方面,数据信托担任运营角色,克服数据资产应用过程中的问题。
在数据信托制度安排中,数据资产证券化所得收益根据事前约定合理分配,借助资本市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增加数据衍生品的收益,更好地实现数据价值。在提高数据流动性的同时,借助资本市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增加数据衍生品的收益,提升交换效率,以资产证券化的途径使大众能够共享数据资产增长的收益。
数据信托机构作为个人原始数据的接收者、个人数据信托运行中的控制者,负责与寻求使用数据的组织进行谈判,平衡潜在的不同受益群体的利益,是数据信托中的关键主体之一。其成立需事先满足严格的标准,对数据信托机构设定准入门槛,是个人数据安全的首要保障。在机构设立阶段,应该要求其满足相应资质,符合存储、管理海量个人数据的准入标准,审查信托机构是否具有独立管理数据的运营能力以及相应的配套实施与应急方案。必要时可以设立数据信托的特许经营许可,具备数据管理的专业能力方可开展数据信托业务。数据信托的显著特征是数据监管,前提是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设定个人数据信托机构准入门槛的前提在于法律法规或政策等对信托机构资质有明确要求。数据信托作为新型信托的一种,其受托人资质当前未有明确法律规定。欲在规范指引层面解决数据信托的框架以及受托人义务等问题,除采纳印度单独立法规定之方式外,亦可以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方式将数据信托受托人明确纳入《信托法》框架之下,规范第三方个人数据信托中受托人的准入门槛,厘清数据保护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