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多,美国接连发生三起政治刺杀事件,涉及现任总统特朗普、右翼评论员查理·柯克以及United Healthcare集团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汤普森。行凶者均出自年轻中产,受过良好教育,从公开资料来看,他们并不具备物质匮乏或社会边缘化的个人背景。这一现象突破了传统政治暴力的解释框架,表现为个体化、去组织化的理念型抵抗。其背后折射出代际叙事断裂:老一代精英对“美国伟大”的历史记忆,与年轻一代的现实体验产生对立,后者经历的是经济停滞、社会风险与个人发展迷茫,两者之间缺乏共鸣。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割裂,促使部分个体在自我正当化中走向极端。
由此,美国政治文化危机愈发突出,政治沟通、制度信任与国家叙事同时失效,不仅加剧内部不确定性,也可能通过政策波动外溢至国际关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政策制定上强调长期性与连续性,不会因短期舆情而发生根本逆转,这种体制优势在中美关系的博弈中更显重要。同时,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传承有效维系了代际叙事的延续,避免了“历史迷失”,在代际认同和历史记忆上保持较强的一致性,为社会整合和战略稳定提供了长期支撑。
过去一年多,美国社会接连发生三起重大刺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2024年7月13日,即将被再次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竞选集会上遭遇枪击未遂。20岁的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自屋顶开火,导致一名在场者死亡、两人重伤,特朗普本人擦伤右耳。
2024年12月4日,United Healthcare 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汤普森在纽约曼哈顿的酒店外遭遇枪击身亡。据悉,嫌疑人的行动动机更多与理念认同相关,而非直接的经济利益或个人仇恨。
2025年9月10日,右翼评论员、“美国转折点”组织创始人查理·柯克在犹他谷大学一次公开活动中遭枪击身亡。22岁的泰勒·罗宾森两天后落网,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其长期在社交平台表达对美国政治极化和分裂的不满,并将柯克视为推动社会对立撕裂的象征性人物。
▲9月10日,查理·柯克在美国犹他州奥勒姆市的犹他山谷大学遭枪击前发表演讲。
三起案件的作案者并未体现出社会边缘化的典型特征,刺杀动机带有强烈的政治理念色彩。
纵观20世纪后半叶,美国青年对政治不满的主要表达方式是集体化的社会运动。民权运动依托教会与地方组织,反越战运动通过校园与社团动员,女权主义浪潮也形成了持久性的社会网络。这些运动具有较高的组织化水平,诉求指向明确,目标集中在推动法律改革、扩大社会权利或调整政府政策。集体抗争虽然激烈,但行动逻辑仍然围绕法理制度层面修正展开,抗争行动具有公开性、持续性和社会可见性等特征。
进入21世纪,美国仍然出现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其影响力明显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尽管在舆论上产生广泛影响,但由于组织松散、目标模糊,缺乏制度化议程便很快被压制,未能留下持久性成果。2013年兴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大规模抗议,但抗议运动同样面临内部诉求分化和制度转化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青年群体对集体运动的信心逐渐削弱。经济停滞、社会不平等与政治极端化表述,使他们怀疑集体抗争能否带来实质性制度改善。即便参与运动,许多人也感受到边际效应有限。这种不满逐渐转化为个体化的政治表达,催生了去组织化、象征化的抵抗模式。
近期的三起刺杀事件,正是这种转型的极端表现。作案者没有依托任何组织,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策诉求,而是通过直接攻击政治人物来表达抵抗。这种方式不再追求制度修正,而是通过否定性和破坏性的手段来彰显立场。与20世纪的集体抗争相比,21世纪的个体抵抗虽然规模有限,却在象征意义与社会冲击力上更为突出。历史对比表明,美国政治抗争的模式已发生深刻转型,从集体性运动转向个体化抵抗,这种转变揭示了社会诉求整合能力的下降和制度层面自我修正合法性的削弱。
代际之间的政治参与民意表述经验差异,是理解刺杀事件的重要切入点。老一代政治精英成长于美国崛起的历史阶段,亲历战后经济繁荣、冷战胜利与国际地位提升。他们的个人经验与“美国例外论”高度契合,因此对“美国再次伟大”具有强烈认同。
年轻一代则成长于另一种语境,他们面对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产业外迁导致的就业困境、学贷与房贷压力以及新冠疫情的长期冲击。其现实体验是社会发展停滞、个人前景不确定。这一代人缺乏“美国走向更强”的记忆,自然难以与“再伟大”的口号产生共鸣。于是,代际之间出现了认知断裂,旧有的叙事风格在新一代人群体中失去认同感。
这一断裂因数字化传播环境而进一步加剧,年轻一代表达政治诉求并非一定通过“集体上街”进行表述。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制造了信息茧房,使青年用户长时间浸润于同质化的内容中,逐渐削弱了多元视角与理性讨论的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个体更容易将自身立场视为绝对正确,把自己塑造为“正义的代表”甚至“拯救者”。理念抵抗的逻辑由此获得强化:当个体认定制度和社会被“错误”力量所操控时,极端行为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纠偏。因此,代际叙事断裂不仅是经验差异与口号失效的问题,更与信息环境密切相关。叙事真空与信息茧房相互作用,使年轻群体的抵抗逻辑呈现个体化、理念化和自我正当化的特征。这是查理·柯克遇刺案等事件得以发生的重要背景。
理念型抵抗的连续出现,标志着美国政治文化正在经历深层危机。制度信任的下滑是这一危机的直接表现。多项民调显示,美国年轻人对国会、司法体系、传统媒体与大型企业的信任度普遍低于老一代。他们普遍认为,这些机构已不能代表公共利益,而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这种不信任使传统民意表达制度不再被视为可以依赖的渠道,青年群体在政治认同上出现真空。
国家叙事的失效是另一表现,美国长期依赖冷战胜利与全球霸权来维系国家认同,但这种叙事在年轻一代中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旧叙事未能回应当代青年所处的经济停滞与社会风险,其动员功能因而丧失。当国家叙事无法在代际之间实现整合时,政治合法性就会受到侵蚀。
治理逻辑也因此陷入困境。传统安全防范着眼于有组织的恐怖行动或跨国网络,而当前的刺杀事件却是个体化的理念抵抗。行凶者没有组织背景,也没有长期策划的网络链条,其行动更像是信息环境与理念正当化叠加的结果。这类风险难以预测,治理手段往往只能被动应对。
政治极化与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危机,社交平台提供了极端立场扩散的放大器,个体在这种环境中更容易将理念抵抗视为维护正义的唯一途径。政治文化的裂痕因此不断扩大,治理与合法性双重受压。
特朗普遇刺未遂、布赖恩·汤普森遇刺身亡以及查理·柯克遇刺身亡三起事件,虽在对象和动机上各不相同,却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形象特征:作案者均为年轻、中产、受过教育的群体,缺乏物质困境驱动,行为指向特定符号化人物。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理念型抵抗”在当代美国出现的集中表现。
代际叙事断裂为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框架。老一代精英所依赖的“美国伟大”叙事无法回应青年一代的现实体验。经济停滞与社会不平等塑造的代际落差,使政治口号失去合法性。叙事真空与制度不信任共同作用,推动部分个体将极端抵抗视为政治表达的出口。
这种现象揭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层危机,制度信任削弱、叙事失效与治理困境相互交织,使政治抵抗呈现出个体化和去组织化的特征。其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公共安全风险的提升,更在于对制度合法性与国家叙事的侵蚀。
这一危机还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内部政治文化裂痕将影响政策连贯性,使美国在对外战略上的稳定性进一步下降。无论在大国竞争还是全球治理层面,美国内部的不确定性都会成为外部关系的重要变量。因此,查理·柯克遇刺案不仅是个体极端行动的结果,更是理念型抵抗、代际叙事断裂与政治文化危机的交汇点。它提醒人们,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不仅源自党派对立,更来自代际经验差异和叙事失效的深层结构。理解这一点,对于评估美国未来的政治风险与国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国内代际叙事的断裂,不仅在内部造成制度合法性与社会信任的危机,更直接外溢到国际关系的层面。过去一年多的刺杀事件显示,年轻一代对国家叙事和政治制度缺乏信任,他们在政治表达上表现出碎片化和情绪化的特征。这种代际层面的不稳定性,正在转化为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相对连贯,尽管党派之间存在分歧,但基本框架延续性较强。然而进入21世纪,代际差异叠加党派极化,导致美国对外战略缺乏稳定性和长远规划。例如特朗普的上台,打破了战后以来美国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传统承诺,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政策框架,凸显了个人性格和短期民意对国家政策的巨大冲击力。特朗普现象并非孤立的偶然,而是美国代际政治叙事断裂在制度层面的一次集中爆发,它标志着美国未来可能更频繁地出现因领导人更迭和社会舆论波动而引发的外交政策剧烈转向。
▲在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天津火箭公司总装测试车间,年轻的火箭装配人员聚在一起认真研讨。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叙事方式强调长期性和连续性。中国的政策不会因为一时的社会情绪而发生根本性逆转,而是以制度为核心、以国家发展目标为导向,形成稳健的战略规划。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是近年来强调的科技自主、产业链安全与区域协调发展,中国政策的延续性在长期目标与具体措施中都得到了体现。这种体制性差异意味着,中美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稳定性存在根本不同:美国容易因代际叙事断裂而在对华政策上出现象征化、摇摆化甚至对抗性的选择;而中国则能够保持相对一致的战略路径,以国家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为依托。这种差异正是理解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对中国而言,需要警惕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波动性,同时也要利用自身政策连续性的优势,稳定对外预期,避免被美国的政策反复所牵动。
与美国形成对照,中国在代际叙事的传承方面拥有较强的制度性与文化性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叙事,从反帝反封建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发展战略,始终以国家集体记忆和教育体系为支撑,保证了历史经验在不同代际之间的有效传递。老一辈在国家艰苦岁月中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战争年代的牺牲,还是建国初期的物质匮乏——已经成为官方叙事与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当代年轻人尽管成长于经济繁荣与生活条件改善的环境中,他们未必能直接感受到老一代的艰辛,但通过系统的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播,能够在叙事层面保持对国家发展历程的理解与认同。这种文化与教育的嵌入,使得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美国那种“历史迷失”,也减少了代际叙事断裂带来的风险。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年轻人对个人生活质量与自我实现的关注不断增加,他们的价值追求与老一辈以集体主义、国家建设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导致对国家叙事的断裂,因为制度与教育体系仍在发挥强有力的整合作用。相比之下,日本的经验提供了反向参照。战败后,日本社会对二战历史的教育与记忆采取了回避与弱化的策略,许多年轻一代对军国主义历史与中日战争的认知模糊甚至缺失。这种“历史失忆”造成了中日之间在战争记忆上的巨大代际隔阂,使得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认知偏差与情感鸿沟。中国在这一点上显然更具优势:国家层面始终坚持历史教育,避免了代际记忆的缺口,也防止了年轻人对国家历史的疏离。
对于未来,中国应继续保持叙事的连续性,在强调经济发展与个人幸福的同时,延续国家奋斗史与历史经验的传承,确保年轻一代能够在认同感和历史理解的基础上,继续支撑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这种叙事优势,正是中国在应对全球代际变动与社会不确定性时的重要资源。bwin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