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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普遍性和情境化的公共服务:数字公共服务创新框架
发布时间:2025-09-23
 在公共服务递送领域,实现“普遍性”与“情境化”的张力日益突出。本文以联合国四阶段模型为“标准”,进一步提炼出七种非线性、可组合的“创新”维度:透明、参与、预测、个性化、共同创造、情境感知与情境智能。本文据此提炼出“数字公共服务创新框架”,并归纳出基础设施、能力、生态系统、伙伴关系、包容、价值、多渠道、安全与隐私等九项实现数字公共服务创新的政策前提。数字公共服务创新是持续、非线性的社会化过程,要

  在公共服务递送领域,实现“普遍性”与“情境化”的张力日益突出。本文以联合国四阶段模型为“标准”,进一步提炼出七种非线性、可组合的“创新”维度:透明、参与、预测、个性化、共同创造、情境感知与情境智能。本文据此提炼出“数字公共服务创新框架”,并归纳出基础设施、能力、生态系统、伙伴关系、包容、价值、多渠道、安全与隐私等九项实现数字公共服务创新的政策前提。数字公共服务创新是持续、非线性的社会化过程,要求政府构建新型服务架构、流程、政策与参考模型,以兼顾普遍可达与情境定制的双重目标。

  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减贫、社会经济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强大的腐蚀性影响,表明普遍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普遍性公共服务提供也被视为一项道德义务。然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普遍性受到了国内、国际差异化的社会需要和不平等的公共服务供给条件等情境化因素的挑战。公共服务如何兼顾普遍性(覆盖所有群体)与情境化(适应不同地区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已有多达25种模型比较数字公共服务的成熟度并跟踪其随时间的进展,其中包括支撑联合国全球电子政务调查的四阶段模型。虽然该模型从2001-2014年一直未更新,但是本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不同联合国成员国在数字公共服务递送方面的进展不均衡,但联合国四阶段成熟度模型衡量的是当前数字公共服务的标准、普遍水平。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能力——政府机构向公民单向传播信息(Emerging)、与公民进行双向离散互动(Enhanced)、与公民进行链接式互动(Transactional)以及内部整合(Connected)——是数字公共服务交付创新的基础,尤其是使此类服务适应各种本地需求和环境的基础。

  基于此,本文以联合国四阶段模型为基础,探讨如何通过创新数字公共服务,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普遍性与情境化并重的目标。

  创新的核心是以创造价值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实践、思想、服务提供的路径、技术等等。熊彼得的观点蕴含着创新的三个关键维度:企业家精神、催生新事物与价值的“创造性破坏”、由个体或集体的价值生成行为。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与新公共管理是一体两面,前者关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后者关注公共部门及其服务的问责、效率、效能和整体绩效问题。

  然而,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创新不同,公共部门的运作环境具有自主性较低、灵活性较差、易受政治影响等特质,其组织结构需持续与公民互动(无论公民意愿如何),且其目标兼具非财务性和质性特征。因此,公共部门引入新理念、流程、服务时,需要考虑公共服务交付的政治、政策、治理和制度背景(图1列出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创新类型及其适用性差异)。无论是《改革政府》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评者都指出,二者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没有将改革置于政府的语境下,是在渐进和审慎地重组政府(reengineer government),而非真正重塑政府(reinvent government)。

  公共部门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催生了数字政府。数字政府反映政府如何寻求数字化方式实现创新,以此应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压力,并如何向更高的复杂性、bwin官网更强的场景化和专业化自我转变。Janowski(2015)提出,数字政府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1)数字化(Digitization):将现有流程转化为数字形式;(2)转型(Transformation):改革政府内部运作或政府间关系;(3)参与(Engagement):优化与公民、企业等外部主体的互动;(4)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根据国家、地方或行业特定情境提供服务。政府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经济、社会、政治等外部压力,并通过当时可用的数字技术进行创新;这些创新通过反复应用与调整,逐渐制度化并成为政府常规实践,最终实现从“数字政府创新”到“政府创新”再到“政府实践”的转化(演进过程如下图2)。

  联合国四阶段模型聚焦技术使用对政府、政治等的改变及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内容如下图3)。四个阶段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每一阶段都有赖于前一阶段的积淀。各阶段需政府与公民具备更高的技术、知识基础设施及应用能力。此外,该模型仍是效率导向的。

  四阶段模型为数字公共服务提供了标准框架,但是缺少了创新元素。数字公共服务创新的基础要素包括:

  本文列举了数字公共服务创新的七种形式(如图4)。每一种创新形式都可以独立存在,但通过结合现有的创新,数字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创新是可能的(即创新组合)。据此,本文在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数字公共服务创新框架(如图5)。

  俄亥俄州众议院门户网站1为公民提供一站式访问代表活动信息的服务,具体功能包括:

  黑山公民参与打击灰色经济计划是由黑山政府、波德戈里察电气工程学院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实施(2014)。公民可举报商业违规行为,政府将罚款的50%用于社会项目(如医疗设备采购、儿童医疗中心重建)。通过网页、移动应用和电话渠道,公民可举报非财政收据、劳动违规等行为,并投票决定资金用途。

  西班牙税务局个性化所得税申报服务提供个人申报、委托申报、协作申报三种门户,支持数字证书、PIN码或参考号登录,并根据用户状态动态显示可用服务。

  阿姆斯特丹开放创新平台允许公民提交应用创意,通过在线讨论和专家研讨会优化,共同创造公共价值。

  美国FEMA灾害报告应用允许用户上传灾害现场照片和文本,幸存者可通过地图获取信息,官员则通过社交媒体、GIS和传感器数据进行态势感知。

  英国兰开斯特GUIDE系统为游客提供情境感知服务,结合个人偏好、位置、时间及景点开放时间,灵活切换智能导游或电子指南模式。

  美国华盛顿州交通信号优化系统通过闭路电视、感应线圈、雷达等采集交通数据,分析流量模式后协调信号配时,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系统结合复杂算法模拟交通流,整合多源数据(如蓝牙、视频影像)优化决策。

  结合现有实践,本文认为政策制定者在进行数字公共服务创新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充分证明了数字政务服务创新的复杂性。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是必要前提。政府、公民和企业需具备健全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才能推动数字公共服务创新的涌现和落地。

  组织能力、人力资源、规章制度、协作水平等其他综合能力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刺激创新的必要条件。

  数字政务服务创新应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应努力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创新经济、创新教育、文化变革等。

  政府通过与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并让公民参与定义新服务,应对创新的危机和挑战。

  若数字公共服务创新要实现普及并惠及全民,则需确保所有公民(无论地理位置等因素)都能获取和使用。本章提出的创新类型对技术设计、实施、服务使用能力、偏好设置等有较高要求,需确保所有主体都能从中受益。

  创新技术的关键在于为政府利益相关者带来共同利益,并被公民、社区、政府和企业视为真正有价值。

  年龄、偏好、数字素养、技术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数字公共服务的采用率和公民参与机会。因此,需建立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多渠道递送策略,为每项服务和参与举措选择最适合的渠道。

  数字公共服务创新必须确保交互和存储内容(如用户档案、偏好、个人数据、选择和活动)的安全。若无安全保障,数字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将失去信任,导致服务无人使用。

  安全性聚焦内容保护,而隐私涉及公民选择是否使用数字公共服务的权利。创新不得强制推行,公民必须保留选择接收、使用服务或参与互动的权利。为此,隐私保护至关重要。

  需具备安全可验证的身份验证机制。除安全和隐私外,还需适当的身份验证措施,确保服务接收者为目标对象。这要求在服务全流程中设置多层安全和身份验证。

  综上所述,政府需要持续创新政务服务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需要、持续攀升的社会期望、经济社会压力和国内国际不平等的公共服务分配。新技术发明正逐步融入公共服务实践,并在数字化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催生个案创新,这些创新将逐步制度化。然而,数字政务服务创新是非线型的,其边界目前尚未且很可能将长期保持未定义状态。但明确的是,政府要创新数字政务服务,必须具备新的服务架构、服务流程、政策、因地制宜的参考模型等。最后,为进一步理解数字公共服务创新,国际基准工具必须不断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